到了根本解决，而且还把全家的户口也办成了“农转非”，成 了名副其实的城市人口。
我想，这是广东对我人生的最大奖赏，也是报社对我工作的最大肯定。
这期间，我又经历了一次工作上的动荡，不是我主动要跳槽或背叛老总，相反，我是怀着“ 忠臣不保二主”的豪气，一直在竭尽全力挽救事态的发展。但“大势所趋”，连老总夫妇也 无力回天，最终等于两家商业类报纸合二为一，我们几位“精英”在新的报社也分别担任同 样的领导职务，享受比原来更高的待遇。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报纸的命运充分说明了竞争的残酷和不可避免地优胜劣汰，长 期的广告大战，最终形成了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的局面。这之前我们已经危机四伏，与党 报或大报的记者们碰到一块总感到矮人一截，谈广告业务时客户完全是“看个人面子”，否 则根本没法开展工作。本来就艰难度日，又为了一篇有偿稿被宣传部以“超范围报道”给予 黄牌警告。这样，被同行业传来传去就演绎成我们“已被停刊”了。
之后，我不只一次地接到大报领导邀请“喝茶”的传呼，我没去，我知道这是在挖“人才” ，我去了就意味着答应跳糟过去。早跳过去的同事几次做我的工作，说那边老总上通天下通 地，报业界谁不称他是大哥大？报社的发展前景是金光大道，待遇也是首屈一指……
我知道他们说的是事实，对我也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那时四个主任已经跳糟过去三个了， 我是最后一个仍在“坚持阵地”，因为我骨子里还有些“对自己曾经的选择负责”的人格上 的情结，更有些侠肝义胆，觉得不该在危难关头背叛一直对我很好这对夫妇。面对摇摇欲坠 的趋势，夫妇俩几次到我房间苦口婆心，说让我留下帮他们度过难关，并承诺：“即使这张 小报真的办不下去了，我们也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安排”。
就我一个“中层”和手下一些小徒弟，稿子能写出来，但广告收入已成杯水车薪，很难保证 每周的正常出报。那段日子我极其矛盾，常常感到独木难成林，却又做不到“识时务者为俊 杰”，市场经济下到底还要不要遵循人格上的信和义呢？我被这些很俗也很现实的东西搞得 优柔寡断，不知该何去何从。老总一边公开大骂“吃掉”他的大报老总，一边也开始找退路 了，我不得不“以市场为导向”，像其他人那样“忘恩负义”地去了人气正旺、发行量比晚 报还大的另一家大报。
新投奔的报社很给我面子，把车公然开到我的报社宿舍，帮我把在两家报社积累的行李拉了 过去。我没有像第一次跳糟那么伤感，也没有想这里将会是怎样的人生驿站，在这里要停留 多久，结果会如何，只觉得像自己的名字一样，自然而然地被风刮到这里，无论我怎样努力 ，都不会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老板夫妇当然视我为“背信弃义”，扣掉了我当月两千多元的工资作为罚金。不久以后，他 们又在广州一家报纸承包了版面，还打过好几次电话要我去，说只要我再跟他们干，既往不 咎，被扣掉的工资再还给我。我当然没去，我不能主动“背叛”。
新单位共三十多人，我一进来就是编委和主要部门的主任，并享受套房和诸多“领导待遇” 。我手下有近二十名编辑记者，占报社总人数的一半。好在这边的管理是老板制，业务上基 本上都是老总一手把关，我只是承上启下地协调关系和帮助手下解决一些生活上的琐事。我 的好运气一如既往，写稿和创收都完成得很出色，手下一些小年轻也从心底里敬佩我的“实 力”，张口闭口都是主任长老师短的，不管业务上还是生活上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找我协调 或向我“请教”，我当然尽心尽力。
实际上，在那种环境下每个人都要面对超负荷的工作压力，我也不例外，内心根本不像表现 出来的那么轻松，只不过是我勤勤恳恳，努力把“碰运气”的比例扩大化，在“量大”上尽 可能地提高成功率。当然，有时是不得不打肿了脸充胖子，装得若无其事应付自如。
就是在这个报社工作期间，我得到了“农转非”名额，而且不需要交纳城市增容费，使我脱 离了父辈留给我的农民身份。我还是我，就那么一张官方的纸，就摇身一变成了城市人，而 且还是在新闻单位管理着二十多个文化人的“高层次”的城市人。在当地人眼里，这远比青 岛户口要有身价，所以后来他们怎么也不理解我会往回调。
思乡情结
解除了农民身份，按说已经找到了“梦的故乡”，多年被梦压弯的神经应该伸展了。这之前 ，还想一定要好好体验一下“城市人口”在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甚至想倾尽所能 庆贺一番，但办完手续的第二周我就忘记已经改变的实际身份了。我想，我根深蒂固的“农 民”情结至今也未因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俗语，在我这里得到 了充分印证。
事实上，在广东“农民”早已不是卑微的代名词了，没人关注你是什么出身。报社广告部有 一 个十八岁的小女孩，她白白净净，体形像舞蹈演员，她对某一观点不认同时就会把嘴一撇说 一声“农民”。后来大家反而戏称她为“农民”，开始时都是开玩笑，渐渐地，玩笑就变成 了她姓名的代称。她也不恼，只要有人喊“农民”，她肯定会头也不抬地“唉”或“干什么 ”。
事实上她不是农民，而我们这些真正的农民却从来没人叫我们农民，好像我们多么敏感多么 小气似的，这让我们多少有点“错位”的尬尴。在这里“农民”不仅不是贬义词，反而听起 来还有些清高、幽默和亲切，所以我们经常使劲地往“农民”上靠，用来嘲讽别人时就说： 你们不懂吧，因为你们不是农民；用来自嘲时就说：难怪我们不懂，谁让我们是农民呢！
人的思维和观念都会随着环境的变迁而改变，无论过去把户口看得多重或现在把户口看得多 轻，都是体制环境使然。正因为我们这种人际环境和效益工资的体制，城乡身份才没有了差 距，因此我的“农转非”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只不过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人们会说：“办 来是对的，这里再不好也比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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