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女记者的动荡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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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现在以细粮为 主了人们又拿地瓜、玉米饼子来改善生活一样。我是“闯”广东而来,就不能永远呆在空调 下的办公室里,过家庭妇女一样的“幸福”生活,我的野性告诉我,人应该找点挫折刺激自 已的潜力,让挫折的鞭子抽着自已去开拓、去竞争、去最大化地创造价值。否则,就等于白 来广东,浪费机会。

    “你可以抽空去拉点广告,既可以接触社会,还可以增加收入”。阿青深表理解地替我出主 意。

    我知道许多广告员一月能挣我一年的,但她们种种难以启齿的遭遇也不绝于耳,多次公关 仍劳而无获的靓丽小姐也大有人在,何况其貌不扬拙嘴笨舌的我。所以未曾尝试我就打消了 这个念头。后来证实这种逻辑推理太片面了。

    这段时间里,因为一件小事又跟阿青顶了起来,我自恃“有理走遍天下”,你不先“软”, 我就不给你干了。阿青知道我是赌气也没拦挡,只是说“你可以先把行李放在这里,等找到 好的去处再回来取吧”。

    我硬撑着说“不用”,像个任性的孩子。

    于是,我一副满不在乎四海为家的神气,带着来时简单的行李和自已编辑的一些报纸离开了 。实际上,去哪里自已也不知道,现在想想就后怕。宿舍的女孩苦口婆心地劝了我一宿:“ 你说个‘软活话’也小不到那里去,给老总个台阶下,也给自己个台阶下嘛。你这样走了会 后悔的……”

    我做不到,从小就是这样,明知道错了也不会道歉!

    我很快就后悔了,旁观者的结论很快得到了验证。到了广州火车站,我漫无目的茫茫然地走 在人海中,这时我甚至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走,忘记了为什么跟阿青吵架,突然很想给阿青 打个电话,但还是忍住了,想想真不该这么冲动。我想,只好走一步算一步,既然到了火车 站就先回青岛看看再说吧。

    售票窗口前排队的人一望无际,我找到即将排到窗口的一位农民模样的“老实人”代买。那 人也很热心,还问我“一百元买卧铺够了吗?”我一听他能买到卧铺,又给了他一百。

    一个带着“章”维持秩序的人把我从窗口往外拉,说“有一个人排队买就行了,你到后 面等吧”,可我刚转身那个给我买票的人就不见了。车站警察说“是你主动送钱给人家的, 我们也没办法。这种事多了,除非你能找到那个人。”

    我觉得倒霉透了,这样回家算怎么回事?这时突然看到车站广场上有跑海口的汽车,我就像 一个随处乱飞的无头苍蝇,毫不犹豫地上去了。那是骄阳似火的八月份,烤箱一样的汽车上 ,人挤得连放脚的地方都没有,如果是一车猪羊之类的牲畜,肯定会闷死许多。

    跑了没多久,这些生命力特强的“人”,也开始有中署反应了,呕吐物和汗臭味熏得我头晕 脑涨,一阵阵恶心。如果能从后座挤下车来,我宁愿徒步行走或先到凉快地方睡上一觉。但 我浑身瘫软,怎么也动不了了。

    不知是晕过去了,还是睡着了,反正我醒来时车是在漆黑的夜里爬行。

    车到海安就无“陆”可走了,我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船才到海口的秀英码头。面对又一个完 全陌生的无亲无友的城市,我条件反射般地恢复了“闯世界”的野性,这时我尽管蓬头垢面 一付乞丐相,但精神状态却出奇的好,大有“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之感。

    我随便找了一个叫“粤通”的招待所住下,把自已梳洗得恢复常态,便开始了紧张的自我推 销。结果,日报、晚报都“不需要编辑记者了,到广告部拉广告还可以,按效益发工资,还 有提成”;到人才交流中心去,人家要先交二十元报名登记费,然后“慢慢等消息”。

    那时,我身上刚发的工资已花掉了大半,如果留下,十天内创不到效益就连回家的路费也没 有了。我当然不会把自已逼上这样的绝路,我妈说过,“无论到什么时候,一定要留着回家 的路费”。她老人家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有这么一天,这时的我非常想她。

    在海口的几天里,跟人才服务中心的张主任聊得成了朋友,还一起逛遍了最大的服装商场 和夜市,把留出车票钱后仅有的钱给女儿和亲友买了点衣物,我们俩各请对方吃了一次饭。 认识张主任纯是歪打正着,当时我是查“人才交流中心”的电话,不知是我表达得不清楚还 是接线员搞错了,把“人才服务中心”的电话给了我,而接电话的正巧是张主任本人。

    她也是北方人,大学毕业后工作不如意,男朋友快要结婚了又背弃她,使她伤透了心,一气 之下独身来闯海南,三十多岁了一直没结婚。她说她刷过盘子当过流水线工人,省吃俭用攒 的钱开了这个“人才服务中心”,还说刚来时因为找不到工作差点当了“小姐”,受的磨难 可以写一本很厚的书了。

    “同是天涯沦落人”,又同是与命运抗争的女性,我们很聊得来,一起度过了快乐的几天后 ,她一直把我送上返回广州的汽车。

    之后的好几年,每年过年都会收到她的贺年卡,这成了我海南之行唯一的故事。 

    当副总经理

    从海口回到青岛,我浑身上下连一顿饭钱也没有剩下,闯了大半年广东就这样光溜溜地回来 了,连我自己也觉得没法跟苦等了大半年的老公和女儿交待。

    尽管没赚到钱,而且下一步做什么自已也没有底,但在家人和朋友们面前我还是有“荣归故 里”之感,毕竟我已经弃商从文,从事的是知识分子才能做的编辑工作。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起跟阿青闹别扭的事,我的直觉告诉我,阿青肯定会给我来电话,我也肯定还要回到她那里 去。

    果然,回家的第二天就接到阿青的长途:“怎么样,还在怄气?”

    “我早就忘记为什么离开了。”我实事求是地说。

    阿青说,报社跟陕西“505”厂签定了系列产品在惠州地区总经销的合同,这是一笔几百万 元的生意,“交给别人我不放心,你来干吧?”

    “好的,老板!”老总给这样一个台阶,我求之不得,而且这是一份很深沉的信任。我想, 这下有深入社会生活的机会了,至少不像呆在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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