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候，阿青这里需要我的岗位还不只一个。我恨不能 把自己分成两半，一半经商，一半编稿子。阿青高兴地说：“咱俩可能是上世结下的缘，是 这缘派你来帮我的呢。”
但她只见过我写的“豆腐块”，对我的编辑水平也有些顾虑。她找出一篇来稿递给我说：“ 你别高兴得太早，先把这篇稿子编了给我看看”。
那是一篇题材很好，废话很多的“又长又臭”的稿子，我用最快的速度，调动了所有可发挥 的文才水平，编好交到总编室。
阿青看完后，肯定地点了点头，这一点头就决定了我后来做新闻工作的命运。
我觉得自己真是命运的宠儿，并没有经过循序渐进的过程就青云直上了。别人都是一步一步 地从初中、高中进入大学校园，再从大学校园走向社会，可能要做并不专业对口的工作，最 后几经周折才得到记者或编辑这个岗位。而我数理化等于零却直奔大学，现在又直奔编辑的 职位，等于越过很多中间环节一下登上了顶峰。我担心，一阵风刮来，就会把我从顶峰吹到 地下。我不清楚这人生航道的巨大转折，是偶然还是必然，只觉得自己心里没底脚根发飘， 像没打好地基的大厦随时会倒塌一样。因此，在庆幸和满足的同时，心里一直发虚，唯恐“ 得来的容易，失去的也容易”。
以前接到编辑的几笔难以辨认的草书，便会视若珍宝；报刊上只要有自已的名字，那怕只是 小“豆腐块”我都会激动好几天；收到几元钱的稿费，便想要花上几十元来庆贺。而现在每 期报纸出来，自已的名子赫然以“责任编辑”的身份出现；同事和来稿来信的作者们，无论 知识多么渊博都是称我为“老师”。我还是我，在青岛叫别人老师，人家都不一定理我，而 越过这些地域上的距离，我就成了别人的“老师”，简直不可思议。
这让我有些措手不及，一时没法适应这种“高贵”的角色。
当时报社三十多人，采编部只有三个编辑和一个美编，每周编四个版加校对。开始我编四版 的 法制和文摘，后来三版副刊一位内蒙的编辑也走了，整个采编部就剩下我和江西日报来的一 名编辑，我们每人每周编两个版加校对，满负荷运作。好在我们报纸稿酬高，来稿量很大， 只挑“精品”就够用的，加上约的名家稿也很多，几乎不用动。
我不遗余力地工作使版面出错率明显少了，熟人和作者不时地跟阿青谈到我这位新编辑。当 时我们正在连载一位名家长篇，按照刊登计划需砍掉三分之一。我想都不敢想，像我这样一 个无名小卒为这样的大作家当“刀斧手”，如何敢下手呢？
阿青却鼓励我说：“大胆地砍，你是编辑，有权砍任何人的来稿”。我可谓是“颤颤惊惊、 如 履薄冰”，没想到这位大作家还特意从北京打长途给阿青，说“新来的编辑很认真，砍得比 较准确，校对得也好，几乎没有错别字了”。
本来就是非分明的阿青，在全报社大会上表扬我，让大家向我学习。
环境造就了人，自信与否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中逐渐建立起来的。做了一段时间的编辑后，我 渐渐地淡忘了那种“不踏实感”，取而代之的是平衡与自信，心理状态和思维模式都发生了 质的变化。过去时，我很少主动跟人交往，在公共场所也尽可能地少说话，许多人给我的定 性是内向型性格。而如今，我渴望交往，在任何场合都有种谈话欲表现欲，性格在不自觉地 走向开朗豁达。我想这是“体面”的职业使然，我终于可以挺直腰杆平等地自我介绍了，连 以前羞于启齿的农民出身和做过个体户的历史，也可坦然地成为聊天的谈资，有一种作为“ 人”被社会承认的价值感，这不是经商赚多少钱能够得到的。
孤独的日子
做文字工作是我苦苦追求的梦，梦实现了，我怀着对阿青、对命运、对生活的无比感激拼命 工作，把看稿编稿校对当成巨大的乐趣，就像一条水缸里的鱼被一下送进了大海里，在无际 的文字海洋里尽情地畅游着，仿佛那是我人生的最终目的。
本以为有这份梦寐以求的工作，我这一生也就无所求了。但我错了，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我发现拼命工作也是在潜意识里逃避着什么，这是工作之外不能缺少的东西。本来我就是 精神世界非常丰富的人，七情六欲也极其旺盛，单一的生活结构再优越我也会感到空虚和孤 独。究其根源，那就是亲情、友情的需要，参与社会和群体的需要，我觉得除了工作之外， 情感上、精神上都处于极度饥饿状态，这种感觉只有在他乡流浪的人身临其境才能体会得到 。
当时，白天办公室里只有性格极其内向的江西编辑，晚上住三人一个房间的集体宿舍，我跟 两位广告部的女孩同住。她们业务应酬很多，晚上我只要不去办公室加班，就是一个人在家 守门，每天“两点一线”构成了我的生活圈子。来稿很多，不需要采访，也没有接触外界的 机会，业余时间除了老总阿青家，没有任何亲友可以互访。天长日久，就有种被世人遗忘、 被他乡拒绝的凄凉和孤独感，这种感觉总是乘虚而入，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让人莫明 其妙地烦躁不安，甚至委屈得掉泪。
有一次，朋友在电话里唱了一首《千里明月送相思》，我握着话筒泣不成声，哭得第二天早 上还红肿着眼睛，像被谁欺负了。
我渐渐地变得有些神经质，收到远方朋友的普通来信，都会反复看三遍；接到一个礼节性的 问候电话也能激动得半天。一看到邮递员来，就抢先看看有没有我的信，一听到电话铃响就 抢着去接，甚至一个工作上的电话都不想错过，且从感情上去珍惜，经常连上厕所回来都要 问问有没有我的电话。不知不觉中，我成了办公室固定的电话员，也有烦了不想接的时候， 但响第二下时同事肯定投来询问的目光。
我曾在诗里写到：“真想杜撰一个号码 / 那怕话筒里传来一句‘神经病’/ 真想留住其中 一个匆匆而过的陌生面孔 / 说一句：我是外乡人，需要一个朋友……仔细地翻开 / 被流 浪打伤的心绪 / 在白白的日子和深深的孤独里 / 研读幸福与痛苦的哲理……”
最让我揪心的还是对刚刚上学的女儿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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