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是我国音乐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期，有着其特定的历史地位。西汉王朝曾设置乐府，搜集各地的民歌加以整理。汉乐府曲大致分为两类，即“鼓吹曲”（武乐）与“相和歌”（普通音乐）。魏、晋时代，在继承了相和歌的基础上发展了新音乐，即“清商三调”。南北朝时代的南朝，又在相和歌与清商三调的基础上形成了“吴歌”和“西曲”。北魏将吴歌、西曲、清商三调以及相和歌等统称为“清商乐”。到隋唐时代，清商乐便成为汉代以来中原和南方各地传统音乐的总名称。唐代继承了“清商乐”，在中原并在西部和其他民族地区搜集民间音乐，同时也吸收了中亚和印度等地的音乐因素，经过广大人民的选择和音乐家的实践，中原音乐和西域等地的音乐结合起来，因此产生了唐代的新音乐。唐代音乐是我国音乐史上继“清商乐”而起的又一个高峰，形成了当时音乐新的风格。关于这一点，音乐史家们现在已无异议，但对于唐代的新音乐是不是以西域音乐为主体这一问题，却颇有争议，有肯定和否定两说。
所谓西域音乐，即指我国西部兄弟民族的音乐以及中亚和印度等地的音乐。古代关于西域音乐的历史文献，较早的如杜佑《通典。乐典》，其中说：“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西凉即今甘肃武威；龟兹，即今新疆库车。《旧唐书。音乐志》写道：“周、隋管弦杂曲数百，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用龟兹乐也。”从这两条推想，当时的西域音乐似乎已占统治地位。但问题在于，杜佑根据的是周、隋宫廷的音乐材料，其中大部分是从北魏继承下来的。北魏、北周都是鲜卑族建立的政权，宫廷中采用的西域音乐自然就较多，这种情况不能代表北朝的民间音乐活动，更何况西凉乐已经是西域音乐和中原音乐融合而成的。又如白居易《法曲》诗自注说：“天宝十三载，始诏诸道调法典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深异之。”而沈括则又增益一句：“自此乐奏全失古法。”皇帝下一道命令，何至于从此“乐奏全失古法”？
解放以前，我国不少文学史和音乐史研究者，在引用古代有关西域音乐文献时，肯定很多。解放以后，尤其是六七十年代，对西域音乐仍肯定得很，虽未明言“西域音乐是唐代新音乐的主体”，但其倾向十分明显。近年来，很多研究者认为唐代的新音乐是以西域音乐为主体的，综述其理由在（1 ）词兴起于唐的事实可证明。有两种《中国文学史》都在第十三章说道：“词所以兴起于唐代，是和当时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而繁荣起来的音乐有关。在当时，西域音乐（胡乐）大量传入中国，曲调繁多，从宫廷到民间都很流行；同时，唐代民间乐曲也很发达，故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
这种中外音乐都很盛行的情况，有力地促进了词的发展：“配合词调的音乐主要是周、隋以来从西北各民族传入的燕乐”。在这些学者看来，产生词的音乐是以西域传来的为主。
（2 ）隋代的“九部乐”和唐代的“十部乐”证明西域音乐在唐代新音乐中占了主要地位。唐代统治者历来都重视大曲。所谓大曲，就是在唐代民歌、曲子的基础上，继承了汉魏以来清乐大曲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大型歌舞曲。唐在建国初期，即依隋制在宫廷里设置了燕乐、清商、西凉、龟兹、疏勒、康国（今中亚撒马尔罕）、安国（今中亚布哈拉）、扶南（束埔寨）、高丽等“九部乐”；贞观十六年（642 年）又增入高昌一部，改为“十部乐”，在宫廷举办的重要庆典或宴会上进行演出。可见，九、十部乐演奏的乐曲，
绝大部分是少数民族音乐创作的大曲和各民族或各国的传统乐曲。另外，从某些古书的有关记载中也可相互印证。如《新唐书。舆服志》说：“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元《法曲》诗说：“女为胡服学胡装，伎进胡音务胡乐，”可见西域音乐多么盛行。
（3 ）史载，唐时西域乐器和乐律盛行于中原，也可说明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