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音乐占了统治地位。比如现存敦煌佛教壁画北壁初唐“东方药师净土变”的歌舞，即其典型一例。该图中两边是伴奏乐队，中间有四个女性舞者，分为两组，各在一个小圆毯子上翩然起舞。伴奏乐队共28人。右侧上席有筝、排箫、尺八、方响（十六板）、筚篥、琵琶；下席有笛、杖鼓、拍板、䥽，一人似在歌唱。
左侧下席有拍板、贝、鼓三种、笛，一人似在歌唱，一人情况不明；上席有拍板、筚篥、尺八、笙、竖箜篌、铜䥽，一人情况不明。这个乐队，从其乐器来看，当为清乐、西凉、龟兹的混合乐队。从乐人的服饰、形貌来看，除部分汉族乐人外，不少是西域的乐人。中间的舞者，有两人上身**，头戴宝石冠，头发散开，下身穿宽大的长裙，双臂挽着飘带，在作大幅度的旋转动作。此图在佛前表演的就是《柘枝》这类来自西域的大曲，音乐自然就成为主体了。和这种观点针锋相对，不少学者始终认为：在唐代音乐的成分中，主要是中原音乐，此外也包含西域音乐等。他们首先对肯定西域音乐主体说的观点和理由提出了异议：词最初是唐代音乐发展的产物，但它主要是配合中原乐曲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教坊是政府的俗乐机构，是为封建统治阶级享乐而设置的，但也是搜集民间音乐并安置、训练乐工以及传播音乐的地方，而教坊曲可以说是当时最流行的代表最高水平的乐曲。近人根据曲名和有关文献进行考证，估计在教坊曲中，西域乐曲或具有西域情调的乐曲约占1/10强；唐宋词调中大约有80个出于唐代的教坊曲，其中可以称为西域乐曲或具有西域情调者，充其量也不过占2/10. 在宋代音乐中，西域音乐因素占的比重更小。因此不能说，词所配合的音乐主要是西域音乐。隋唐的九、十部乐实际上是宫廷宴会时乐舞表演的节目次序单，目的在炫耀皇帝的“威德”，不能反映当时整个新音乐的内容；而《舆服志》、《法曲》是描写一部分贵族阶层的风尚，不能认为从都市到乡村全是这样。至于西域乐器和乐律的传入，受到了中原人民的欢迎，丰富了演奏的声音，提高了技巧，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但不能使中原音乐离开自己的传统和基础，而进入另一种发展轨道，形成另一种体系的风格。
这些学者还进一步论述道：中国古代音乐发展史表明：（1 ）音乐来自民间，是人民生活的反映和升华。社会不断地发展，新的音乐就不断地涌现出来；（2 ）历代的新音乐都是继承了旧音乐的成就和传统，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发展起来的；（3 ）中国一向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音乐有不同的形式，各地区的音乐有不同的地方特点。但就全国规模的发展总趋势看，这些音乐因素互相接触融合，就产生了以中原音乐为主，概括国内民族特点和地方特点，或者还吸收外来音乐而成的中国风格。在各个历史阶段，中国风格是有发展的。从理论上来说，音乐与地理密切相关，不同的地域往往形成音乐上的不同风格特点，这种情况在古代社会不发展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原地区有着丰富的民间音乐和音乐遗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隋、唐时代中原地区的广大人民在音乐活动中，把土生土长的反映自己生活的民间音乐和世代继承的传统音乐都放在一边，而是以西域音乐为主，
那是不可想象的。就乐曲而论，它是不易消失的，虽然因时因地有所改变，但其主要部分会长期流传，有的乐曲虽然消失了，但其中某些旋律却被保存下来，成为新乐曲的一种因素。进一步来说，在中原地区，在某些时期特殊的局部环境中，有以西域音乐为主的情况；但就唐代形成的整个新音乐来说，不是以西域音乐为主，而是以中原地区的民间音乐为主，大量吸收了西域音乐。
由于对历史文献的理解、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唐代新音乐究竟以何种音乐为主体的问题，目前在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争论仍在进行。
（俞奭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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