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小卒，是标榜“忠义双全”的宋江反动面貌的又一次暴露。插图中或画杀掉宋朝官吏的原起义军小卒跪地而诉（见《全传》插图），或画小卒在酒食杯樽之前悬梁自尽（容与堂本插图），但都突出了宋江的哭，仿佛小卒的反抗是自寻死路，而残杀革命力量以效忠王朝的宋江却是“义重情深”，“宽厚仁慈”，这样就用一把鳄鱼眼泪掩盖了刽子手的凶恶面目。但是，尽管封建文人画家极力美化宋江，却也不打自招地暴露出宋江维护封建统治的反动面目。从陈洪绶的《水浒叶子》到清代各版本的绣像中的宋江，无一不是幞头公服穿袍束带的装扮。此外，各种版本插图所绘宋江投降后，在“大宋”旗帜下戎装带甲，或在宫殿中捧笏穿紫的形象，不也从反面提供了一个奴才的身影吗？
贯穿于这些美术作品的反动思想的核心，就是鼓吹招安。因此，凡是有关招安的场面，必定不惜笔墨，尽情描绘，竭力歌颂。宋江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一个转折点，是宋江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一个关键。年画对忠义堂却大肆加以渲染，用宏大场面把忠义堂匾下的宋江、卢俊义画成“杰出领袖”，而两厢占有重要位置的则是降将关胜、董平、索超、呼延灼之流，既歌颂了“替天行道”的反动政治纲领，又肯定了招降纳叛的组织路线。宋江接受招安后，出卖了梁山根据地，对革命农民来说是一场灾难，但插图“分金大买市”中，却把对革命成果的大拍卖画成一片欢乐升平的景象（见《全传》及容与堂本插图）。插图还特别颂扬宋江受招安的荣耀，把投降变质的队伍装点成耀武扬威地接受宋徽宗的检阅，在华丽的文德殿上享受御宴的“宠遇”。这些无非是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条反革命逻辑：“投降乃是正果”，即所谓“义士今欣遇主，皇家今欣得人”，宋江用“山东烟水寨”换得了“凤城春色”。最后一幅插图“徽宗梦游梁山伯”，画忠义堂前宋江等如众星捧月般的拥戴宋徽宗（见《全传》及容与堂本插图），集中地宣扬了忠君思想，鼓吹只要投降受招安，忠于反动主子，生前可以升官发财，封妻荫子，死后也能成神得道，青史留名。这不分明是一剂瓦解人民斗争意志的麻醉药吗？
为了美化宋江和颂扬投降主义路线，《水浒》插图还借助反动的“天命观”赋予叛徒以神圣的光彩，不惜花费相当的篇幅突出原著中的荒诞迷信情节，借神仙鬼怪来愚弄欺骗人民。那些表现宋江受九天玄女赐仙酒天书的场面，真可谓隆重（见容与堂本），宋江游仙境的构图又何其奇丽。这不过是为了使宋江“替天行道，辅国安民”的反动纲领神圣化、合理化。插图还画宋江镇压农民起义中有神显灵相助的场面，打方腊又有乌龙神庇护，真是“忠心一点鬼神知”。容与堂本还在最后画了人们在宋江庙前焚香下跪。这不是明明把叛徒当成救世主来赞扬吗？
既然要讴歌投降，就必然要丑化和歪曲不愿意投降的人。《水浒》插图毫不例外地对坚持造反的起义将领极尽丑化之能事。如容与堂本，把出身贫苦，敢于造反的阮氏兄弟等都画得凶眉恶目，耳边生毛；把富于造反精神的李逵描绘成傻大黑粗、卤莽可笑的形象。他们在画中都只是作为投降派人物的反衬而已。
既然要歌颂投降，就必然要宣扬造反有罪。《水浒》绘画中，把方腊等农民起义军画成邪魔歪道。宋江打方腊，即便按小说的描述，也多次损兵折将，而插图却专突出他的“胜利”。画张顺战死后“魂戮方天定”，宣扬宋江手下的将领，即便阵亡，也要显魂镇压人民革命，并把这种反动荒诞的虚构情节画成“悲壮”图景。在征田虎、王庆的情节中，还特别画反动势力对革命者剖腹处死，坐囚车、骑木驴，甚至把千刀万剐的恐怖场面都一一具体描绘（见《评林》及《全传》插图），充分暴露了插图作者对农民革命的极端仇视的反动立场。
插图中所贩卖的反动货色不胜枚举。它根本不是什么歌颂革命人民的绘画，而是《水浒》这部宣扬投降主义反面教材的忠实图解。
从解放以后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许多关于评论《水浒》题材绘画的文章，由于对《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因而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论述。如认为它们“创造了梁山伯革命领袖宋江的形象”，“歌颂了中古时期进行革命的人民，鼓舞着被压迫群众的斗争意志。”等等，这些错误观点必须予以澄清。
揭露《水浒》题材绘画中宣扬投降主义，歌颂投降派的实质，决不只是对几幅画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坚持**革命路线，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我们要在《水浒》的评论中，认真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提高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香花与毒草的能力，用实际行动在美术领域中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画笔揭露一切投降派的嘴脸，画出社会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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