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松;史纶 (1975.10.29)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一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宣扬投降主义。《水浒》着力颂扬的主要人物宋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孔孟之徒。他混进农民起义队伍，篡夺了领导权，推行投降主义路线，是个出卖农民革命，充当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这部《水浒》，这个宋江，适合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此，不少封建御用文人不但深为赞赏《水浒》，而且在它成书前后，运用了各种艺术形式，广为宣传。具有鲜明可视形象的绘画艺术，也成为他们经常用来宣扬《水浒》投降主义的形式之一。
早在南宋时，宋江的故事还处于街谈巷语的阶段，宫廷画家李嵩就把宋江搬上画卷。可见封建统治者对这个理想中的奴才形象已开始注意和欣赏了。其后，在宋末，则有士大夫画家龚开创作的《宋江三十六人画赞》，把宋江列为首位，深“壮其人”，十分称赞他“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即不反天子，忠心于朝廷的奴才嘴脸。元代封建文人陆友仁写诗吹捧龚开的《画赞》，特别点明宋江受招安，“后来报国收战功，捷书夜奏甘泉宫”，因而“楚龚好古在画赞，不敢区区逢圣公。”诗中所否定的圣公，即坚持反抗赵宋王朝的农民起义领袖方腊。可见封建文人之赞宋江，赞的是宋江接受招安，瓦解农民起义队伍，并把农民起义队伍变为封建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
明代《水浒》成书不久，在许多王公大臣、文人学士中响起了一片喝采声。有人甚至“案头无他书，仅左置《南华经》，右置《水浒传》各一部。”明中叶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为了瓦解农民起义，官僚士大夫更是对《水浒》竞相翻刻增补，绘图题咏。他们认为，《水浒》附以插图，可以收到“使观者感奋悲思，神情如对”的效果，因而带有绘图绣像的版本便纷至沓来。嘉靖时都察院和武定侯郭勋所刻的《水浒》是否附图，已无法见到。万历以后出版的带插图《水浒》却流传甚多。比较突出的有：称为“全相”的《水浒志传评林》（福建建阳双峰堂本，刻于万历二十二年），附图千余幅；《李卓吾评忠义水浒全传》的插图，以“别出心裁，不依旧样”自我标榜（万历年间袁无涯刻本）；《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拥有插图二百幅，精雕细刻，工致巧密（杭州容与堂本，刻于万历三十年左右）；《英雄谱本水浒传》（崇祯年间雄飞馆本），还在插图对页配上官僚文人张瑞图、倪元璐等的题赞，自称“回各有图，括画家之妙染；图各有论，搜翰苑之大乘”。画家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也被作为书前绣像一直在清代刻本中辗转传摹。真是花样翻新，眩人眼目，把《水浒》愈捧愈高。
《水浒》绘画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流传的同时，封建统治阶级还加紧利用其他美术形式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投降有功，造反有罪”的反动宣传。从明中叶起，《水浒》人物大量被绘制在叶子（纸牌）和酒牌上，作为行令斗牌的游戏。更有甚者，还滥修宋江庙和塑像，把宋江神化，借“天命观”来麻醉人民。明末清初以后，《水浒》人物故事泛滥到各种美术形式之中，如在灯笼画、屏风画，建筑上的砖木雕刻，陈设玩赏的泥人面塑，以及大量流传于民间的年画中都有所表现。特别是《忠义堂》的年画，从北方天津杨柳青到南方苏州桃花坞，从木版到近代的石印胶版印刷，一直大量发行，其恶劣影响不亚于小说、戏曲、民间说唱。总之，宋江这个投降派和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非常适合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这就是《水浒》题材的美术作品在封建社会末期大量流行的主要原因。
**教导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前述《水浒》绘画的主要倾向，也和小说《水浒》一样，充满了对农民革命斗争的污蔑和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美化。这些美术作品还把小说中的反动思想加以突出和形象化，特别露骨地宣扬了投降主义，成为《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绝妙图解。
明清《水浒》插图和年画，尽管形式繁多，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对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的美化。宋徽宗本来是一个极端昏庸无能、奢侈贪婪的封建皇帝，却把他画得风神清朗，非同凡响，以示“至圣至明”。宋江本来是“身材黑矮，貌拙才疏”，却被画成气势轩昂，仪表出群。这个惯施阴谋的两面派，无耻的封建奴才，竟被画成一个道貌岸然的英雄豪杰的形象。试看插图菊花会上的宋江，高踞于忠义堂的中央，挥笔潇洒，把宣扬“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可耻行径，画得襟怀高雅，志趣不凡。而富有造反精神的李逵等，却被处理在偏席，画成只知道大吃大嚼的粗莽汉，肆意丑化，以反衬投降派宋江的“风雅”、“高大”（见《全传》插图）。陈桥驿滴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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