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违法而请求处分，这与他以法治众的思想是相一致的，即使不能严厉处分，亦希望有处分的表示，这是一个领导者的高明之处。曹操敢以自己违纪受处分的事例作为全军法纪教育的活教材，单是这一点，也不是所有的领导人都能办到、都愿办到的。
曹操以法治众的领导方法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赏罚观和用人观上，这两个方面将在后面专门讨论。这里要提出的是，他的思想有时儒法混杂。比如，曹操在打败袁绍追剿袁谭时，天气寒冷，河道结冻，粮船无法行动，曹操令当地百姓破冰拉船，许多百姓闻令逃跑，曹操准备捕获斩杀，但百姓听得此信后又亲往营中相投，曹对这些百姓讲： “若不杀汝等，则吾号令不行，若杀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第三十三回)要按法令办事，就要斩杀这些百姓，要以仁义行事，就要保全这些百姓，法治和仁治发生冲突时，操以妥协的方式解决，让百姓逃往山中躲避。这样，他将百姓有意放于军法不可及的山中，保全了其性命。儒家思想所以能在社会上流传深广，原因之一是这种思想表面上富郭嘉像。
有人情味，易被人们在感情上接受。曹操也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儒家的某些思想常能引起他的内心激荡。操在击败袁绍、夺取冀州后，曾亲往袁绍墓下设祭，哭得非常悲哀。他向众官回忆描述了昔日与袁绍一同起兵时的情景，说袁绍当初对他说的话就像昨天说过的一样，“而今本初已丧，吾不能不为流涕也”(第三十三回)。并向袁绍之妻赐以金帛粮米。
曹操的谋士郭嘉曾把曹操和袁绍作了比较，认为曹操在十个方面胜过袁绍，其中有两条是说： “桓、灵以来，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公以猛纠，此治胜也”，“绍是非混淆，公法度严明，此文胜也”(第十八回)。这两条确实表明了曹操以法治众的优越性，而儒家思想的渗入又使他增加了争取人心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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