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千百年来，人们对它所作的诠释不计其数，浩如烟海，问世的专著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然而，对其究竟应该分为“风”、“雅”、“颂”三体，还是“南”、“风”、“雅”、“颂”四体的问题，却依然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分《诗经》为“风”、“雅”、“颂”三体，最初根据《诗》有“六义”之说而来。所谓《诗》之“六义”，即“风、赋、比、兴、雅、颂”。这是《毛诗序》根据《周礼。大师》“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的旧说而提出的。后代儒生对此多有诠释阐发。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一指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宋人朱熹亦在其《朱子语类》一书中说，风、雅、颂是“三经”，赋，比、兴是“三纬”，等等。尽管他们的说法有所不同，但实质上都认为风、雅、颂是《诗经》的种类，赋、比、兴是《诗经》的表现形式。这个观点在孔颖达《毛诗正义》朱熹《诗集传》以及清代人陈奂《毛诗传疏》等专著的一再肯定张扬下，影响日大，至今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当代著名学者，如余冠英、高亨、朱东润等，亦多从而不疑。持此观点者不管有否明论，有两点是比较一致的：第一，实际上都把《周南》和《召南》当作地名来理解。如朱熹《诗集传》云：“周，国名；南，南方诸侯之国也。”又云：“召，地名，召公奭之采邑也。”第二，对“风诗”中《周南》和《召南》为何与众不同地未着“风”字的问题均未能阐述清楚。如朱东润《诗三百篇探故》认为：“不知二南本为地点，二南之乐则又以地名而名之也。”然而，如果说《周南》和《召南》是地名，并为该地之乐名，那么同属“风诗”的其他13国（或曰11国）之乐，为何不同样以其地名而名之，却一定都要在国名后缀之以“风”呢？可见二南与十三国风似有所别。正是因为《诗经》分“三体”之说有难以自圆之处，所以就不免有《诗经》分“四体”之说脱颖而出。宋人王质在其《诗总闻》里首先指出：“《南》，乐歌名也。”并因此把《诗经》分成“南”、“风”、“雅”、“颂”四个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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