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宋悟明的《联灯会要》中，明显看出对这次会见的记载上有“演变的痕迹”，《传灯录》中更杂以许多虚妄之处，因此，认为这次晤谈的文字“全是后人伪造出来的”“谬说”，是“无稽的神话”。
另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有过此事，该派学者有冯友兰、张岱年、孙述析等人。孙述圻针对胡适的论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初达宋境南越”中的“宋境南越”是泛指中国南方地区，是地域概念而非时间概念，该句意为“达摩起初抵达中国南方境内”，并非指刘宋期间抵华；梁慧皎的《高僧传》收录了至公元519年止的名僧，其中却未见达摩之名；《洛阳伽蓝记》中有关达摩惊叹永宁寺建筑精丽的言论说明他是初抵中华、为时未久的游僧，不可能己在华生活了几十年，永宁寺于公元526 年被大风刮落宝瓶后，马上被修复，兴盛期延续至公元534 年才真正结束，达摩于公元526 年前后参观该寺是可能的；据《续高僧传释慧可传》和《楞伽师资记》载，慧可在“年登四十，遇菩提达摩游化嵩洛，可一见悦之，奉以为师”。这一年是公元526 年，因此，达摩不可能于公元470 年或479 年的刘宋期间来华，而是在公元526 年前后取道广州，经建康渡江入魏的，从时间、路线上看，会见梁武帝是完全可能的；《历代法宝记》、《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柳宗元的《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中均有这次晤谈的记载，这些文献均出自晚唐前的人之手，它的可靠程度大于《传灯录》等书，有可信成分；从对话内容上分析，梁武帝笃信佛教，一向注重延揽名僧，不少外国高僧慕名而来，受到他热情接待，达摩来华，他会不躬自迎接？他以广建佛寺等“有为之事”以期积下大功德，见了达摩，自然要问于这类事“有何功德”？达摩禅学的主旨是“罪福并舍，空有兼忘”，反对“有为之善”，认为它“并无功德”，故“理不契机”，就此分手也是合情合理的；唐朝成书的《圆觉经大疏钞》和《师资众脉传》都载明，梁武帝曾制《菩提达摩大师碑》、《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宝林传》、《传法正宗记》、《全六朝文。梁武帝文》等古籍中均收录有此碑文，文中“见之不见，逢之不逢，今之古之”等语表达出梁武帝与达摩语不投机而失之交臂的悔恨心情。《神会录。达摩传》还载明，此碑经七百年风雨侵蚀而逐渐磨灭，元朝时由翰林侍讲学士欧阳玄撰叙，于公元1347年重建，立于嵩山少林寺。清景日珍的《说嵩》中也有《梁武帝达摩大师碑颂》。这些证据都说明历史上有过这次晤谈。
还有一派学者，如任继愈、黄心川、林子青等人则认为上述两说均有可能。看来，为佛教史上的这件疑案，学者们的笔墨官司还将是一场难以预测胜负的持久战。
（杨剑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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