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之谜:中国文化史500疑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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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有没有会晤过菩提达摩?
    梁武帝,名萧衍,南朝梁的开国皇帝,在位48年间大兴佛教,广建寺院,写经铸像,并三次舍身同泰寺,“几可谓为以佛化治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好佛的帝王。菩提达摩,又译为达摩或达磨。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始祖,生于南印度,出身于婆罗门种姓,出家后倾心研究大乘佛教,创立了一套参悟的禅法——“达摩禅学”,亦称“南天竺一乘宗”。南朝期间,他泛海来华,经广州北上至南朝,再入北魏,长期定居于嵩山少林寺,收纳门徒,传授禅道,经嫡传弟子慧可继承、传衍,逐渐形成了东土禅宗的祖系,禅宗及其学说思想后来被儒学所吸收,成为宋明理学的有机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菩提达摩因而被尊奉为中国佛教史上“功业最高”者之一。

    据一些古籍所载,梁武帝曾在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会见过菩提达摩,请教“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摩答道:“并无功德”,“此有为之善,非真功德”。双方“理不契机”,不快而别(见《历代法宝记》)。由于达摩祥法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特征,故对达摩生平缺乏记载,又因后来禅宗内部派系纷争,各自渲染、夸张始祖事迹,流行的北宋道原所著的《景德传灯录》对达摩生前活动又掺入了许多附会、杜撰之章,所以,梁武帝究竟有否与菩提达摩晤谈过,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议,此事被列为禅宗“颂古百则”中的第一则公案,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一大疑案: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并无此事。该派学者有胡适、汤用彤,台湾的刘汝霖、印顺,日本的佐佐木宪德、字井、镰田茂雄等人。胡适在《菩提达摩考》和《书菩提达摩考后》两篇文章中说:据唐朝初年道宣所撰的《续高僧传》云,达摩“初达宋境南越”,此“宋境南越”系指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的刘宋王朝,故达摩来华最迟在刘宋灭亡(公元479 年)以前;据《续高僧传》卷十五《僧副传》所载达摩弟子僧副从师、南游和终卒年代推算,达摩约于公元470 年左右来华,在华生活约50年之久,萧齐初期(公元485 年至490 年间)已在北方传道,此时梁朝还未建立,从时间上来看,菩提达摩不可能与梁武帝有过会晤;又据《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所载,达摩曾在洛阳瞻仰了华丽壮观的永宁寺,时间当是该寺的全盛期间。《洛阳伽蓝记》记有公元526 年,该寺刹上宝瓶被大风刮落之事,此后又历遭兵灾,至公元534 年毁于大火,故全盛期在公元516 年至526 年间,达摩谒寺约在公元520 年左右,以此否定达摩于公元526年左右来华的另一种观点;《续高僧传》和唐朝净党的《楞伽师资记》为叙述南北朝佛教大事的信史,其中均未见有粱武帝与菩提达摩晤见的记载;从日本最澄《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所引的《传灯记》、敦煌写本《历代法宝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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