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为汉都。在思维逻辑上也没有把栎阳列在三代都城之外。《货殖列传》论证“献（孝）公徙栎邑”的地位，不仅仅在于经济上的地位。既标明为秦献公所“徙”，属政治地理条件。国君之所居之邑，国君徙治之城，乃古代都城的政治规定性：“北却戎翟”，则着眼于军事和都城的安全。如果把栎阳同关中“四塞以为固”的形胜联结在一起，当现为险要之地，即军事上具备建都条件，“东通三晋”，指春秋战国时代关中渭河以北经栎阳往晋及其后魏、韩、赵三国的通衢大道。这条东西大道，对秦在政治、经济、军事上至关重要。雍城、泾阳、栎阳、咸阳均建筑在该通行之上，决非偶然：“亦多大贾”，指商品经济繁荣发达。栎阳为秦国第一个有市之邑。栎阳高平宫鼎的发现，先秦铜釜金饼和陶器、兵器在栎阳的出土，栎阳秦仓的存在，商鞅南门立木发布变法令的事实，都说明栎阳经济繁荣之程度，亦栎阳为秦都的必然结果。秦德、宣、成三代利用雍城处于汧渭之会的地理优势，奠定了秦兴起的基础。穆公“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其时，都雍城的利弊均显示了出来。春秋晚期，秦国势力衰落。秦献公充分认识到囿于关中西部国危而地失的危机，即位第二年“城栎阳”，实行秦国力量的战略东移。秦孝公在招贤文告里说：“献公即位，镇抚边境，迁治栎阳，因欲东伐，复缪公之政令”，准确地反映了献、孝两代上层领导集团迁都栎阳的战略主张，“镇抚边境”，以保卫秦国固有领土；部署东伐，收复失地，重新与三晋以黄河为界：“任用出奇计强秦者”，推进改革。秦孝公是有远见卓识的言者，也是脚踏实地的行者。将“城栎阳”与秦要实现的上述战略目标联结在一起，足以证明栎阳的地位与一般军事城塞绝然不同。“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邑犹俋，聚会之称也。”（《释名》）司马迁“献（孝）公徙栎邑”、献公“徙治栎阳”，证明栎阳为秦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秦自雍迁都咸阳亦然。这似说明，秦国采用两都之制。秦文公始实行两都制。秦灵公“居泾阳，亦以雍城、泾阳为两都”。秦献、孝都栎阳，迁治咸阳时不说自栎阳而说自雍城迁都之，原因也在于采栎阳、雍城两都之制。古人另一判断都城的标准：“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无，曰邑。”雍有“秦宗庙先君之主”，故亦称都；栎阳无素宗庙先君之主虽“国君所居”，仍称“栎邑”，但称“邑”并不排斥其作为都城的地位和属性，早在周平王东迁前，镐京为宗周，洛邑为成周，开两都之制之先河。况且周行两都制在秦之先，秦仿宗主国实行两都制也是可能的。
上述两种结论，针锋相对，孰是孰非，还有待公论。
（傅丰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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