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国藩学习领导艺术

深的过程。最初曾国藩对他的看法是：“有用之才”、“可用之才”。这是一般的评介。开始李鸿章以翰林编修的身份在安徽吕贤基所办的民团做事，吕失败后，李来到江西的曾国藩营中，后来又离开，因此在1859年之前对李鸿章的具体才能缺乏深刻认识。李正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后，两人天天在一起商议大事，曾国藩对他的才能才有了深入的了解。这个时候，曾国藩对李的认识也是“似可以带一军”存有疑问。后来，曾国藩对李的认识更加深刻后，他的评介是“劲气内敛，才大心细”“ 堪膺封疆之寄”。这几个字，没有深刻的认识、考察是不能得出的。1862年李鸿章达到上海后，指挥调度适宜，与洋人相处得当，不断由上海向周边扩展，取得了苏州、常州战役的胜利，曾国藩感叹：“壮哉！儒生之事业。”足见其识人之准。

    第三，用人标准随着形势变化。对于曾国藩用人重德的风格，左宗棠批评他“尚用庸才”。曾国藩反驳说：自己手下确实有庸才，但是“尚”却没有。事实上，曾国藩虽然“常常以求才为急”，但是“其闽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很多亲戚朋友缺乏才能的来找他，他打发他们回家的路费，讲明不用他们的道理，送他们回家，而不是“一人升天仙及鸡犬”。到了后期，他的军队中，也用了一些才胜德的人才，悄悄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识到：“当战争之世，苟无益于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有才无德者，当不没其长，而稍远其人。”尽管如此，他却不忘德的教育，期图以德感化人、培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