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曾国藩学习领导艺术

常的诚恳，常用“是否”、“请裁示”、“祈酌之”、“务恳”、“求”等词语，表达自己的诚意；同时不卑不亢陈述自己的观点、看法，以期得到认同、支持与帮助。对待自己管理的统领、营官、厘官以及地方官，曾国藩与他们商量事情时，态度也是非常的谦和中允，没有架子。他这样做，让人觉得不是统帅在做指示，而是和朋友谈建议、体会、看法。有一段时间，曾国藩对萧辅丞带六千兵不满，认为他才力不够，不能带那么多兵。在处理上，他却只给彭雪琴写信，写明自己对萧能力的看法与担心，希望彭“早为之计”，“免其竭蹶”，不强行决断。

    充分发挥众人的智慧、才华，而不依赖单个人的能力，这是取得伟大事业成功的关键，也是曾国藩坚持商量式领导艺术的内驱力。早期曾国藩以乡绅的身份组建团练，处于“客”的地位，各方面依赖别人。与追随者的关系是松散的，甚至是朋友似的，很多的追随者是他或者通过他的亲朋请来的，自然在领导上，就不能简单命令。湘军和经制兵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湘军结构松散、依靠领导者的影响力；而经制兵则依赖军队的结构体系、制度来维系。而且湘军的许多将领是知识分子，是乡绅，他们参加军队之前就有产业、有社会地位、需要得到别人的尊敬与信任。商量式领导艺术正好适合这一组织结构，可以很好的发挥众人的智慧与才华、调动大家的主观愿望与积极性。这样做的优点：一是弥补了自身的不足。1858年前曾国藩性格过于倔强、执着，建功立业的志向过于强烈，导致与江西官场的矛盾、军事上的急躁冒进，靖港、九江之败，就是典型事例。商量就是取人之长，克己之短，就是“与人为善、取人为善”，“如大河水盛，足以浸灌小河，小河水盛，亦足以浸灌大河，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友、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二是发挥了追随者的主观能动性。曾国藩以平易近人的商量式领导艺术激发了追随者谋事的热情、干事的**。曾国藩的书信，有不少是就某些问题和追随者共同探讨的，追随者的来信为他提供某些方面的情况，阐述自己的想法，为曾国藩决策提供了参考，使他能够从多方面思考问题，决策问题。他善于引导下级主动想问题、出主意。在剿捻时，曾国藩多次和刘铭传等将领商议策略，刘铭传建议防守贾鲁河与沙河。根据这一建议，制定了河防策略，控制了捻军“飘忽不定”的马蹄。商量式领导艺术给追随者以较大的独立思考、独立决策的空间。军事上，左宗棠在浙江、李鸿章在上海、曾国荃在金陵，行政上，沈葆桢在江西、袁午桥、乔松年在安徽，都能够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是，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立决策能力与执行能力。三是有利于下级脱颖而出。商量式领导艺术，允许追随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因此，追随者必须观察形势、看待问题、分析问题，必须站在领导者的立场、角度，设身处地明辨是非、运筹帷幄、作出决定；这样能力就得到全面提高，一旦有机会独立行政，就可以崭露才华、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