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实用有效的学习术（2）
以故土之骛才技而竞声称者，亦罕过而勤焉。而吴、窦诸君子独相寻于淡泊，究道而考德，夙参而莫造。既其违离，而作为诗歌以抒怀想。斯岂曩者凌渝安、何商隐及沈、盛、陈、江之畴耶？何其笃也！
曾国藩认为，唐鉴是湖南读书人的楷模，讲求才技，修身养性，湖南读书人很少有像唐鉴那样勤奋的，并且认为唐鉴和凌渝安、何商隐、沈石长、盛圣传、陈确庵、江药园等人属于一个类型。
拜唐鉴为师，应该是曾国藩作出的最明智的决定。他每月去一次，或者几次，向老师请教进德、修业上的问题。如果说，之前，他的重点是学习怎么样参加“科考”，那么现在，他的重点就是怎样在领导力的修炼上下功夫了，即怎样在治学、修业、修身上获得进步。拜师的效果是明显的，正如他在道光二十三年《复贺长龄》中所说：“国藩本以无本之学，寻声逐响，自从镜海先生游，稍乃粗识指归。”充分说明了唐鉴对他的影响。
1841年7月14日师生间的一番对白，对曾国藩的影响，更是意义深远。那天，他们谈到了“检身之要”与“读书之法”。他们的对话是从曾国藩新买的《朱子全书》开始的。唐鉴指出：
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又言治经宜专一经，一经果能通，则诸经可旁及。若遽求兼精，则万不能通一经。先生自言生平最喜读《易》，又言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者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又问：经济宜何如审端致力？答曰：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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