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茅于轼：“经济学界的鲁迅”（3）
1978年，中央开展“拨乱反正”工作，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5月，光明日报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知识分子终于可以扬眉吐气地发表自己的观点了，封闭多年的言路敞开。
那一年，是新中国发展史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踏进了改革开放新纪元。经济学作为一门自由的学科重新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事实上，从那时候起，我国学者才真正开始用一种客观的眼光看待这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
改革进程不断加速，茅于轼也于1984年迎来了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
这年春天，在好友王国乡的引荐下，茅于轼认识了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的李慎之 。当时茅于轼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对铁道研究院的工作开始感到厌烦。王国乡得知后，带他敲开李慎之的家门。茅于轼简单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又呈送了一份简历。秋天到来的时候，茅于轼坐到了美国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开始上班了。研究所里的学术氛围十分融洽，茅于轼初来乍到也不感到拘束，很快便结识了大批颇有造诣的学者。
李慎之是一位崇尚自由的人，对大家的管理比较宽松，每年只要写几篇高质量的论文，其他时间基本上就可以做自己的事情。当时，茅于轼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产生兴趣，投入到择优分配的研究中。就这样，一个50多岁的老人，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的经济学之旅。
在李慎之的帮助下，茅于轼在经济学上的认知突飞猛进，尤其是数量经济理论方面。他把择优分配从静态推广到了动态，分析了动态过程最优化必须满足的条件，把数学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以及变分法中的欧拉方程联系起来，并用这个成果论证了价格改革的速度等方面的问题。
1985年，茅于轼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和它的数理基础：择优分配原理》，这部被认为是重构了微观经济学的著作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界所公认的地位。
从开火车时的一个疑问到择优分配原理的最终提出，几十年来茅于轼始终在这个问题上刨根问底。既没有经过严格的经济学训练，更没有接受过西方经济学现实环境熏陶的茅于轼，仅仅凭借自己的常识，加上深厚的数学功底，就推导出了这个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的经济理论，可谓是一个奇迹。这也印证了“实践出真知”这一真理。
1985年夏天，茅于轼获得了一次出国机会。李慎之派他到美国的普鲁金斯研究所进行访问，并在美多逗留了两个星期，借机参加了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成立大会，有机会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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