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重要；2.英国金融界的在华投资，1894年1911年，汇丰等英国银行在华放贷额达白银2.06亿两，英国“炒房团”在华房地产投资达美元；3.政府外债，截至今年，英国握有清政府2.2亿两白银的“欠条”，是中国头号债主。
朱尔典内心之中十分清楚，维护好帝国在华的这一切利益，对帝国十分重要。虽然局面有些棘手，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完满完成这一任务的。
不过，朱尔典也明白，如今的日不落帝国，虽不能说日薄西山，但较之维多利亚时代的全盛，已是今非昔比。美国的崛起，从经济方面超过了英国；而外交方面也不乐观，德国愈发咄咄逼人，在巴尔干、北非、巴勒斯坦，不断制造麻烦。英国国内，议会正为了向富人阶级增税的《预算法案》吵得不可开交。对于中国的局势，英国本土实在没有多少剩余的精力顾及，帝国在华利益，只有倚赖他们在华外交人员，巧妙周旋维护。这样的利益关系和现实情势，决定了帝国对华政策的基调：稳定压倒一切。
武昌起义爆发次日，朱尔典同时接到清政府的求援与驻汉口英领事葛福转达的革命军的示好通告。然而朱尔典却当即指示英驻华舰队司令温思乐对清军“提供所能提供的一切帮助”，还严令驻武汉领事葛福不得与革命军接触，立场完全倾向了清政府一边。
然而，此后的形势，完全出乎朱尔典的预料之外。武昌起义之后一个月内，超过一半的省份相继宣布独立，起义渐成燎原。朱尔典也不得不调整他的对华策略，他在10月30日给英国外相格雷爵士的电报中称，“运动的广泛性以及它到处获得胜利，使得以武力恢复国家原来面目的一切企图难以实现”。
袁世凯的“临危受命”，重新出山，让他看到了维护帝国在华利益最稳妥也是最便捷的办法：扶植袁世凯为帝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
他与袁世凯是故交，他们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甲午战争前袁世凯在朝鲜任职期间。袁世凯的履历，表明他对帝国的在华利益能够予以足够的尊重，由他统治中国，是应该不至于损害英国利益的。何况，如今，他们两人之间已经培养起了极为友好而密切的私人关系。三年前袁世凯被罢免之后曾一度心灰意冷，朱尔典还曾劝他振作，养身待时。
袁世凯重新出山之后，朱尔典立即为他大力呼吁，声称唯有袁世凯才能稳定中国秩序。这样，当汪兆铭在革命党人中间说出了“非袁不可”的话的前后，朱尔典也在清政府面前和国际上大造“非袁不可”的舆论。最终，清廷授袁世凯以总理大臣之职，取代奕劻，其中，实有朱尔典奔走造势之功。
甚至就是如今南北两方的和谈，也是他在后面大力促成。朱尔典多少知道一点，英国在亚洲的盟友日本，是不乐意看到中国迅速稳定下来的。为了协调各国的对华政策，他与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差点闹翻，只是日本此时在国际上还需借助英国的威望，才最终不得不对他做出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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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使先生，请记者先生，请”听说朱尔典和莫理循来到的消息，袁世凯赶紧亲自出来，降阶相迎。
进屋之后，分宾主坐定。
袁世凯首先开口，言下不无得意：“谢谢你们的帮助。多亏了你们，我才有了现在的地位。如今，南方的革命党，已经准备向我输诚，就差最后一步，中国的局势就能稳定下来了。”
说着，袁世凯令人把刚刚收到的、上海唐绍仪和杨士琦拍发的电报，递给两人传阅。
朱尔典接过一看，只见上面载明五条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帝；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省秩序。只待双方批准，清帝退位，共和即可告成。
朱尔典微微沉吟，随即笑道：“恭喜，恭喜总理先生不日就将成为中国的大总统，将来庶几不让华盛顿的事业专美于前。”
莫理循看过电报之后亦恭喜道：“清王朝注定要垮台，您是领导中国走向富强最合适的人物。”
袁世凯拈须微笑，故作矜持：“过奖过奖只是，若战火蔓延，不但要祸及天下苍生，也会极不利于友邦，我身当其冲，不得不暂承其乏。”此时，他心中却不无得意，革命党的二号人物黄兴，也亲自给他发来了电报，要他“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华之事功”，眼前的难题，就剩下如何迫使清室主动下台，把位置腾出来给自己罢了。
袁世凯笑吟吟的打量着眼前的两位外国友人，如今再加些压力，就能让朝廷垮台，而他们也许正好能给自己提供压垮朝廷这匹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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