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对了在报名前我还做了一件改变我一生的决定，就是要改个名字。原来不是叫“黄新军”吗，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上大学前，上大学后就叫现在的名字了，县。老同学还是叫我黄新军，我感到这个名字太俗，就自己一个人跑到派出所改做叫黄钧。这个“钧”是个重量单位，大概是分量很重德意思。当时也没有身份证之类的东西，介绍信我自己开的，民警也好说话，大笔一挥，人就焕然一新了。从上大学以后认识的人，大家就叫我“黄钧”了。不过上大学以前的人还是叫我黄新军。
从高考到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来等了三个半月，当然没来以前这一切都是未知数，我只能这么煎熬着，等待着，成绩没下来以前，只能一切“外甥打灯笼，照舅”，还是与过去干的工作一样，谁也没说什么，不过，大家纷纷问我考的如何，我只把估计的分数说了，大家都说，吓，这么高，不是在吹牛吧，我只好一笑了之，也不好说什么。考完后回了家一次，见到了家人，我姨奶就埋怨说：“考什么学啊，现在工作多好，和淑珍一结婚，生活多好，还折腾啥啊”，我爸爸妈妈也是这样想，那时我爸爸还在县里的稻田大桥建桥工地做总指挥，官职相当于以后的公路管理站的副站长。而郝大爷是个副段长，我带了照相机，匆匆给我弟弟妹妹在稻田大桥上照了相，此时妹妹已长成十二三的姑娘了，穿着合体的衬衣，扎着两条小辫，头发上卡了一个半圆形的发卡，照相时，发卡被阳光照射，反光形成一道闪闪发光的亮点，加之相机的光圈、速度大小调解的合适，这张姐弟俩的合影照的非常好，我妹妹小时照相也是非常上像，也是我最满意的一张，高兴之余，我也来了一张，从河边的柳树丛中钻出来时照了一张，像个杨贵妃拨帘入浴形象，感到照的不错，但细细端量一寻思倒越有点儿女人味了，这些照片还有，算是个纪念吧。
回县后，我爸爸也去县里开会，破例在我宿舍与我住了一宿，也教训了我*，唠唠叨叨的无非是必须要赶快找个女朋友，他举了数个例子，说明一旦上了学，男人要找个女朋友是多么不容易，当然是知识分子更难，说你妈这姑娘多么好，人品好，家庭背景也好，知根知底的，你看郝淑珍这姑娘多好，这一家人也好，本分朴实，也没有值得说的缺点，我爸爸就是看中了她。当时对知识分子还是有偏见，特别是我爸爸这老一辈，他们经历了“五七”年的把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斗争，经历过批斗“臭老九”的运动，已经对历次运动恐惧厌恶了，况且家庭出身是这么不好，就把我贬低的一无是处，说现在对郝淑珍家里说说可能也同意，就这么定了吧。我一想也有道理，郝淑珍这人也不错，也是从小看到大，我爸爸妈妈的眼光应该可以的，就这样同意了，我爸爸取得了我的同意后，又紧锣密鼓的做了郝大爷老两口的工作，可能也费了一番心思。
高考完了近两个月，高考成绩下来了，我竟然得了三百一十四分。从县里教育科回来那天，简直不敢相信此事，那天查分数的尤其多，连在回来的路上有的考生给我打招呼，大喊：“小黄，你考的分数可多啦，你真厉害”！我听到后也没有理人家就飞快的骑车子回去了，事后得知，这个考生考了二百二十多分。第二天，县里教育科的大红榜贴在了我们县百货商店的墙壁上，大学生全县就五名，我的名字“黄钧”列在第二名，除我之外，其余的三名是上海知青，还有一名是乌拉嘎金矿的算是本地人。我中了！如同“范进中举”一样，就是差没有疯了，其实，三百一十四分的确不算低，可以上重点大学的了，当时上了大学的同班同学最差的二百七十几分也上了，是吉林省的，因为算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全国录取的考生，各个省的考试成绩不同，所以录取分数也不同，就这样，我算是撞上了“狗屎运”。但同学中倒并没有祝贺我的人，为什么，只因改了名字，大家都很茫然，都不知道我竟然考上了。我给他们说了自己改了名字的情况后，大家自然也为我高兴，同时也因为我而感到自豪，以后一提到参加高考的是我们的高中同学，他们可以扬眉吐气的说，我的同学也考上了，参加了工作近七年还考上了大学，而且又带着工资，的确是非常自豪，仿佛他们自己也能考上似的。
从高考成绩下来到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段时间里，我过了一段儿非常风光的日子，几乎天天有酒场，顿顿喝的东倒西歪，但我酒量大，怎么喝也不醉，正常情况下一些人喝到八两酒就彻底不行了。那时的白酒劲儿大，一般在六十五度，好的话可达七十度，因为我的同学有在酒厂工作的，他们能拿到好酒，说拿是不要钱，他们是在酒厂工作，有时就拿一大茶缸子来我们厂子和大家一起吃喝，我年轻时可以喝到一斤。所以还有段儿顺口溜叫：“小黄八两不醉，董华蒙头就睡，杨杰乱喊乱叫，姚维总笑不累”。
考完后有一次，那天我也的确喝了不少，骑着自行车在县里的大街上狂飙，在县老五金商店的十字路口往砖厂方向拐的时候，那儿正是个拐弯加下坡的路，迎面开来一辆手扶拖拉机，大概驾驶员也不熟练，也没减速拉制动，酒后我脑子也反应慢，一个措手不及脸撞在前驱动轮下，头朝下倒在地上，顿时血流满面，尤其脸的右上侧撞的严重。我从倒地状态站起后，捂着满面流血的脸，这时驾驶员两腿颤抖的扶着我，连问，怎么样还好吧，一听说话口音是个上海知青。恰巧肇事地点在老交通局门口，一个叫“黄胖子”交通警察（我认识，当时在县里很有名，而且他与我爸爸非常熟），正在门口站着，立即把那个上海知青的有关证件扣住，而且把人也要扣押。此时我捂着流血的伤口，看着浑身发抖的那个上海知青，想到自己也曾是手扶拖拉机驾驶员，也曾有过肇过事这个相同的经历，一方面也想到了孙宏更、陆基林也是上海知青，一股放过这个可怜年轻人的念头油然而生。想到这里，我却反过来倒为驾驶员求情，求“黄胖子”，我叫他黄叔叔放过他，只说自己不注意跌倒，与这个驾驶员没任何关系，那位“黄胖子”警察大惑不解的看了看我们双方后，踌躇一会儿，慢慢放了那个驾驶员。只是我骑的自行车前车圈也瓢了，已无法再骑，这个上海知青连忙答应事后把自行车完全修护恢复好，这才作罢，但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事后我也想了，此事的确怪自己，不过在那种情况下，抓住完全可以痛罚他一下，这个根本原因也可能自己的同情心在起作用吧。
那段儿时间，在县里遇到了我的同学张爱茹，她来我们县参加教师培训班的。她在一个叫“反修林场”做小学教师，是与郝淑珍一起参加工作的，她父亲也是林业局的护林员，就是户口在我们县，所以也分配了工作。我看到她后，感到她成熟多了，而且长的高高大大，两只漂亮的大眼睛，在忽闪忽闪的看你。她知道我高考的成绩很好，有点儿很羡慕的样子。但同学时我俩坐同桌，她的学习是那么好，在班级里，她的数学很好，郝淑珍的语文很好，她俩在班级里也是出类拔萃的，现在也是，要不现在怎么当了教师呢。我在学习方面很佩服她，要么说有的人一出名就怕见小学同学，因为他知道你的老底儿，你究竟有几两沉小学同学最知道，不要看你现在多牛，实际上那时就是一般般。她那时在林场住宿，还是小学教师，要教几个班级，也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来复习能上大学。张爱茹说了一些以后也要抽时间学习的话，我也鼓励她说只要好好坚持，自己的梦想一定能实现的，好像也说了类似现在说的话，“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梦想有多大，自己驰骋的空间就有多大”。唉，我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 饱汉不知饿汉饥。”啊，在那个山沟沟里，白瞎这个人啦，我好像说过她现在的情况，但是我想。她若是有个好的条件的话，这人是那么聪明，学习用功，那么心地善良，漂亮天真，要是能考上大学，以后一定会大有发展的。
现在油车间已恢复重建，但是在离原址很远的地方，在西粮库附近，李东仓当了副厂长，但油厂、粉厂并没分家，我还是当团支部书记。李东仓是副书记，共青团的工作仍是忙忙碌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要上大学，所以一切也不顾我了，我从集体宿舍搬到了办公室住，不管怎样，是一个人住的宿舍了，窗户玻璃到了晚间就用报纸挡住，为此平时准备了许多的按钉把报纸钉在窗户上。厂子里开劳模大会，杨杰主持，我事先布置了会场，用红纸绿纸写了很多的大字贴满了会场，看来这是我在粮油加工厂最后的闪亮登场。那时，虽然天天忙忙碌碌，却也心中充实，新的油厂建筑在黑龙江的江边儿上，那建了半截的大烟囱，高高地矗立在黑龙江边上，我也常过去，有时攀登上高矗入云的手脚架上，静静地望着仿佛近在咫尺对岸上的苏联大地，那里也有山峦、村庄、再往远一点儿看还有铁路，只是荒无人迹、少有生气，这辉映在我青春的脑海里，这就是大自然，这就是现在和未来，未来靠我们年轻人来创造，以后的美好蓝图靠我们来绘画，我对未来充满了无尽的向往。我在手脚架上照了一张相，以做在县里工作的最后留念，现在还在我影集里。我还参加了杨杰和由凤琴的婚礼，由凤琴也是我的同学，已经怀孕七个月了，草草的在他家里举行，她是女蓝的主力队员，身体很好，打起篮球也是横冲直撞的。这是上大学以前我参加的最后一次同学婚礼，这也是我相处时间最长的同学的一个婚礼，还给他俩敬了酒，杨杰在和我分别时给了我一个精致的日记本，很厚，后来我在上边贴上了你妈的小照，四年中，一直用它来记日记。于是就与他们分别了，再见！我的好朋友！
我爸爸派来了我家的一个邻居叫刘广治，是稻田道班的工人，和我也非常熟悉，来到我单位告诉了他来的使命，原来他是来说服我赶快决定要结婚的事情。我也对他说，我已经定了和郝淑珍谈恋爱的事情，但他说我爸爸奶奶的意思是要定下是不是要结婚的事情，他们想让我趁考上大学这一有利条件赶快把郝淑珍要抓到手再说，不要错过这一大好的局势！我答应了这件事，九月四号，我把郝淑珍喊到宿舍，一边喝着四瓶啤酒一边与她谈，最后商定了下来，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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