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过去了的事

，禁不住地说，看这学生老师，真是有样学样，还是真像象一对儿师生。

    程老师脑子很好用，虽是我们的语文教师，可好像什么都会，唱歌、乐器都能摆弄，那时学校有一台脚踏琴，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几乎每所中小学都有，他不是音乐教师，可是会弹，他弹得比音乐老师还好听，我也是会一点儿口琴，就三脚猫的水平，和他一起演奏个革命歌曲，还真像那么回事，引得同学老师纷纷探头探脑地来看。他和另一位李哲老师关系很好，李哲老师是哈尔滨市知识青年，和程老师差不多大，很有教养，他俩因都是老师走的很近，看到程老师和我这么好他就对程老师说，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应当这么好，否则影响不好。程老师听了不以为然，说这可是在学校算是最好的学生了。有时我们三人去一处叫结烈河的河流去游泳，李哲老师在下水之前煞有其事地做着准备活动，也是严肃认真，程老师在一旁给他用双手轻轻地给他打着拍子，嘴里缓慢地哼着不知什么曲子，李哲老师随着曲子做动作，他就穿着游泳三角裤衩，几乎**着身子，一板一眼地认真做着，做完后他俩才下水游泳。直到八十年代初，我偶尔在省城的“东北林业大学”门口碰到李哲老师，他骑着自行车，见了我惊奇万分，停下来和我聊了聊，听说我要去日本，他对我的最后一句话是在那里一定要考研究生啊，就走了，他那时是在省城的一个什么社会科学院，他也是后来考上了大专的，这是老师和学生一起考上大学的一个范例。而程老师后来不知结果是怎样了，程胜华真是我的好老师，他是我的第一个启蒙者。

    我还有一位喜欢我的老师，她是教我们数学的，叫杨淑清。是佳木斯市知识青年，也就二十二三岁大，她是非常疼爱我，那次见我的裤子挂破了，别针在上边挂了几天，是她给我缝的。学校看我和程老师关系太好就把我们班后来换了个班主任，就是她，杨淑清老师有个生理特点，她一到冬季冻得脸非常红，尤其是鼻子尖，整个脸蛋还起了青春痘，天一冷冻的有点儿红的发紫。她后来对我是相当喜欢甚至是溺爱，经常主动找我谈话（那时谈话叫做‘谈心’），天天傍晚到去稻田大桥来回的公路上散步，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我也烦的很。实际上在小时我有个坏毛病，就是你越喜欢我、越和我亲近，我就越和你晒脸，越揭你的短，平时还有一个不好的弊病，就是愿意接老师的“话把儿”，你说一句我就接一句，非常讨厌，你越宠爱我就越给你下不来台。有次，她讲数学题，私下里她再三警告我不要当众接她的话把儿，在课堂上讲了一个新的公式，但是再三她也证明不了，因为我课前翻了书中的例题知道结果，就提醒了她一句，说是错了，只有这一次她没有恼怒。

    后来她在课堂上讲话，她说一句我接一句，弄的她几乎讲不下去。于是她气愤的说：“黄新军（上大学前的名字），你给我站起来，从教室出去”！我平时只听老师夸我，从来也没受过如此的训斥，立马站起来头也不回地就走出了教室。到哪儿去呢，上课时间也不好回宿舍躺着吧，平时我常到好朋友芦海山家里去玩，他爸爸是养路段的道班工人，和我爸爸很熟，只好去了他家。好在他家离学校教室最近，仅二百多米远的距离，那时他的小妹妹才不到一岁，是小婴儿，他妈妈在家抱着，问我这时咋回来了，我称没啥事，有点儿头痛感冒，于是她在小屋里（单独的房间）炕上给我铺好被子褥子让我在她家休息休息，我倒头便睡。到了放学后芦海山回来，他让我晚间在他家睡觉，说气气杨老师，一想也是个好主意就没回学校住。殊不知一晚上我睡不好觉，芦海山家人口多，孩子多，还养了条大黄狗和猫，家里的臭虫（第一次见臭虫）太多，咬的我翻来覆去睡不着，一宿几乎未和眼，早晨才昏昏沉沉的睡着，直到第二天中午，芦海山才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大事不妙，你从学校跑了后，傍晚几乎翻了天，杨老师领着同学们到处找你，杨老师还急哭了，晚上带着手电筒又领人去了稻田大桥底下、结烈河边不断的来回寻找，她可是急坏了”。我一听想她们还能以为我自杀不成，太夸张了，就若无其事的回到了学校，杨老师见我平安地回来，热泪盈眶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从此她再也没理我。从那时我也开始悟出一些道理，人啊，给你坡儿你就该下，给你杆你不要顺着向上爬，越捧你等于越害你，人贵有自知之明，要么现在有句话叫“捧杀”，这句话是够厉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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