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恃，缓急有变，用兵守险，亦未能便至危窘。当日明皇、德宗俱曾播越，唐室危若赘旒者数矣。今来都城并无险固，所谓八面受敌，乃自古一战场耳。若四方各有大盗，朝廷力不能制，渐逼都城，不知何以为计，臣每念及此，不寒而战。
臣又复思古者乱离，无世不有，然而倾亡至速者，亦各不下三五十年。惟唐室之後，凡更五代十二帝，共只得五十四年。国祚短促，自古未有之也。其故何哉？盖是都城在四战之地，并无险固，四方有变，直到城下，略无障碍之所致也。惟是王者能镇抚天下，常使安宁，灾害不生，盗贼不作，如是，都城可保无虞。故大宋之兴，实太祖英武之才，平定祸乱，尽削方镇兵权，只用文吏守土，及将天下营兵纵横交互，移换屯驻，不使常在一处，所以坏其凶谋也。又赖太宗相继克复诸国，一统天下，更赖真宗为民屈己，与契丹、西夏议通和好，故能得此八十余年，都城无事，海内富庶，不用干戈。虽是人谋，亦有天幸。今则西戎已叛，屡丧边兵，契丹愈强，且增岁币。国用殚竭，民力空虚，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官吏猥滥，不思澄汰；人民疾苦，未尝省察。百姓无告，朝廷不与为主，不使叛而为寇，复何为哉？朝政不举，都城无依，五代事形，已复萌露，艰虞之运，正在今日。须是君臣上下同心协力，废寝忘鰞，夙夜整救，则数年之内，或致小康。若犹因循苟且，尚务偷安，不练人谋，只求天幸，臣恐五代之祸，不旋踵而至矣。
臣因论京西盗贼，遂及理乱，忧惧所迫，不觉切直，陛下便赐万死，亦所甘心。臣所乞选差京西转运、知州、知县，不可稽缓，盖扰攘之际，全藉有才谋转运使，往来按察经营，又藉逐处知州、知县守护城池，安集百姓，及设方略，驱除寇盗。余有朝廷意所不到、指挥不及者，其良守宰必自能就便处置，不至失事。州、县既各得一人，又得要郡所屯之兵，掎角救应，则盗贼不难擒捕矣。至於巡检、县尉，亦可并委转运、知州拣选，不烦朝廷费力。此策最为简要，无可疑难。京西既行，次及诸路。变或起於仓卒，设备皆不可迟。朝廷但能不务因循，不避怨谤，天下之事，未有不可为者。所有诸路拣退不才及赃滥老病转运、知州、知县、县尉等，仰只在元守官处听候朝旨，更不令赴阙。仍乞检会臣前奏，相度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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