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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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一个层次的士是参与国家大事的“入仕”的士，或者说是“用之则行”，“达则兼善天下”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二个层次的士是在乡赋闲，没有在朝廷做官的士，或者说是“舍之则藏”，“穷则独善其身”的士。子贡与孔子讨论的第三个层次的士是拘泥固执，不知通权达变的“任任然小人哉”的士，这种士是勉强可以称得上的，实际上不太够格的士。这里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品质。不少格言、座右铭一类的书籍都把“言必信，行必果”作为孔子的格言而加以传播推广，可孔子却明明说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人是“硁硁然小人哉！”孟子说得更为清楚：“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孔孟的论述一反一正而现点却一脉相承，都是反对一味地“言必信，行必果”，要求“惟义所在”，一切用“义”来衡量。只要合乎“义”，也就‘唁不必信，行不必果”了。这种通权达变的思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方面，孔子说过：“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为政》）孟子也说这：“君子不亮（通“谅”，即信）。恶乎执？”（《孟子·告子下》）君子不讲信用，怎么能有操守？孔子、孟子对“信”的论述都是很多的。但另一方面，又的确不能拘泥固执于“信”上而不知变通。这正如孔子与叶公谈论关于“直”的问题一样。叶公认为父亲偷羊儿子告发是“直”，孔子却认为应该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才是“直”。这是用孝、慈的礼数来变通。同样的，在“信”的问题上也一样，应不应该“言必信，行必果”，要用“义”来变通。比如说你对你的敌人也讲信用，那岂不是太书呆子气了吗？

    所以，我们既要讲信用，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用“义”的原则来进行变通。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超脱出来，不做“硁硁然小人哉”的读书人，而做一个通权达变的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实际上也蕴含着这样的道理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