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孔子之所以很少从正面来解释仁是什么,是因为仁这个问题大大了,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谈论得清楚的,就像我们今天经常说到生命、人生,但绝不轻易谈论生命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类话题一样。其实,孔子罕言命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不轻易谈论。
至于说到孔子罕言利,原因倒不是因为说不说得清楚的问题了。而是因为他把“利”与“义”作为一对对立的范畴来加以对待,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重义而轻利,所以很少去谈论它。正是因为孔子的这种态度,形成了后世儒者的传统。所谓“君子不言利”,是不是就从孔子的“罕言利”开始呢?
当然,时代发展到商品经济社会的今天,情况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君子不言利”也变成了“君子不羞于言利”,甚或更加不碍口作羞地宣称:“君子也要言利。”
但不知“罕言利”的圣人面对今天这种情形会有什么感想?是否会发出“人心不古”的感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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