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引”的。因为，我们知道，后来淹留于狱神庙的除宝玉外还有凤姐，而他们二人的罪状不外乎是癞僧所说的迷于“声色”与“货利”。续书者曾仿此回写宝玉失玉疯颠、癞僧送玉除邪，但脂评指出：“通灵玉除邪，全部百回只此一见，何得再言。”（庚辰本眉批）可见，在原作者的构思中，后面已不再重复此类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情节了。
作者借癞和尚之口说宝玉之为“声色”所迷，犹如凤姐之为“货利”所迷。这是对宝生活中“房栊日夜困鸳鸯”一面的否定。但这决不等于说作者把宝玉与凤姐等量齐观。凤姐终至利欲熏心、自食恶果，而宝玉却在体验现实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地“醒”来，冲破了所谓“迷关”。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醒悟”并非表现为最后成了一个“改恶从善”的“正人君子”，恰恰相反，他与劝谏他成为正人君子的薛宝钗之流决裂了。可见，小说不是为了宣扬“去欲存理”。脂砚斋责备宝玉“有情极之毒”、“一生偏僻”，正可证明宝玉不仅有所悔，更有所恶，有所恃。如果不用正确观点透过现象分析实质，就无法解说为什么宝玉始终不醒悟并改变他的“偏僻”、“乖张”亦即社会叛逆者的性格。在这两首诗中，宝玉的生活思想历程被作者蒙上了一件厚厚的风月情孽和宗教宿命的外衣，其中又渗透着作者对现实人生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情绪，这样，就不仅把事情的本质弄得扑朔迷离，而且也给人以消极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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