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的美学内核，从而担当起陶冶情操、塑造性格的审美使命。蔡元培曾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提高全民族的审美意识与审美水平，对于建设和谐的社会生活极为重要。已成为显学的“红学”本列在其间大有可为。诚如王蒙所云： 《红楼梦》“使你觉得世界上本来还是有一些让人值得为之生为之死为之哭为之笑为之发痴的事情。它使你觉得，活一遭还是值得的。所以，死也是可以死得值得的。一百样消极的情绪也掩盖不下去人生的无穷滋味！”“读一部《红楼梦》，等于活了一次，至少是活了二十年。”
我并不反对考据，也不反对索隐，相反我还认为目下中国学术界的浮躁就是少了些证实精神与功力。只是眼下索隐派的先生们只有大胆的假设，没有小心的求证；他们的求证不是跟着证据走，而是跟着感觉走。于是，他们将本有一定生命力的治学手段——考证与索隐，蜕化为猜谜了。长篇累牍的文字，徒见猜谜这智力游玩的翻新。若只是自己在案前与电脑上玩玩，谁也不想去说三道四。但他们的成果一旦变成畅销的出版物，刺激、助长了人们窥秘、猎奇心理的畸形膨胀，而并不能将人们引上审美的坦途。面对这种文化现象，“文化评论”就当挺身而出，发出自己的声音，给读者多一种判断选择的可能。这也叫“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胡适当年以“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的较量，以此期望一切人，尤其期望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因他以坚实的考证结果，宣告他所最敬爱的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是“猜笨谜”；并忠告诸位爱读《红楼梦》的人： “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这是一个年轻教授对他多有提携的北大校长的学术批判，这需要何等难得的学术良知。蔡元培先生非但没有嫉恨这年轻教授，而是更加器重他，他们间的友谊没因此而淡薄却因此而加深，这又是何等高尚的学术涵养。因而蔡胡之争是以一段难得的佳话载入学术史册的。
与蔡元培的“猜笨谜”相比，今天的索隐派多是建立在“猜巧谜”或巧猜谜。如果说，当年的蔡元培的索隐尚有一定的学术含量，至少他以“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的观点来呼应辛亥革命的反清浪潮，其立场与心志是值得同情与理解的；今天的索隐派之种种言论，其间有多少学术含量或可以理喻的心态，实在值得深思。
面对铺天盖地的新索隐派的文字，我时时吟诵《红楼梦》中惟一以作者身份写的“自题一绝”：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而每诵此诗，我的心头就隐隐作痛。透过这诗，我仿佛见到曹雪芹那充满泪花的老眼中对他未来读者的矛盾心理： 既有审美的期待，又有难言的无奈——谁解其中味？
作为后来者，我们能为曹雪芹的“天问”提供稍稍满意的答案吗？每念及此，我都情不自禁地“几回掩卷哭曹侯”。
于此，我只想重复二十多年前一位有识之士的呼唤：
红学，请多研究些形象吧。
钟扬2005.10.30.灯下于秦淮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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