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清婉之殊科，宗经、原道、辨骚之异制，概勿道焉”，就是那种比较非常文雅的、非常经典的东西，它没有。就是说，它没有特别重大的内容，也没有那种经典性，“其事为家人父子日用饮食往来酬酢之细故，是以谓之小；其辞为一方一隅男女琐碎之闲谈，是以谓之说。然则，最浅易、最明白者，乃小说之正宗也……《大雅》犹多隙漏，复何讥于自《郐》以下乎！”意思就是说，它是比较通俗的。当然这只是一方面的说法。
我们马上就可以找到另一面的说法。比如梁启超，他就认为小说特别重要，“兴一国之政治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兴一国之经济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兴一国之风俗者，先兴一国之小说”。就是不管什么事，先从小说开始，要改革社会，你小说写出理想的社会来；要改革家庭，你写出理想的家庭来；要改革市场，你写出理想的市场来。我们还知道鲁迅的说法，鲁迅说他辍医转文，是为了拯救、疗救所谓国民的灵魂。这些说法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它起码有这一面，就是“小”和“说”。它有一定的边缘性。大概在十几年以前吧，我们有几个评论家，当时就抨击，说现在小说都喜欢写些小东西，写的都是小猫小狗，小男小女，小花小草，小屋小河，小这个小那个。我当时对他们的抨击不太赞成，我就提醒他们说，还有一小，小说，我们要改革这几个“小”呀，首先要把小说改成“大说”，以后不许写小说，写大说，那么一上来就不是小猫小狗，一上来就是国家的命运，社会的前途，人类的未来。几个评论家的抨击，反映了中国对小说的另一种观念。
那么曹雪芹呢，他选择了写小说。这本身就是荒唐。他不阐述四书五经，不写策论，不写《出师表》，不写《过秦论》，而写什么贾宝玉呀，林黛玉呀，这就是荒唐嘛。因为正经一个大男人读书识字，不好好干大事，你写小说干什么，这就是荒唐。这种荒唐本身就是它所描写的女娲补天无材入选，把这块石头变成一块顽石，被淘汰下来。属于被社会的主流所淘汰的，所搁置的，所闲置的，属于一个废物，无用的，多余的。中国式的所谓多余的人。这是中国人对小说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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