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人在曹雪芹之前，描写真正爱情的太少，而写男女不道德的偷情却比比皆是。《诗经》中的《静女》、《蒹葭》写一转三折的思念之情的名章，出自民间的无名氏之口；焦仲卿这样尾随爱妻刘兰芝而去、敢于殉情的男人也是民歌中出现。--大多数文人恐怕还瞧不起他的没出息。梁山伯与祝英台、牛郎与织女、白蛇与许仙的爱情故事都是民间传说。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歌颂的"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做连理枝"的爱情背后，实则有着公公夺儿媳的不伦；元稹的《莺莺传》写的是始乱终弃；而《三言二拍》里面多的是李甲这样辜负杜十娘的小男人。
在爱情面前，女人更勇敢更坚韧更有一种为爱痴狂的无畏，一对恋人碰到爱情难题的时候，最先逃避退却的往往是男人。或许中国男人在爱情面前这种胆怯、柔弱决定了没有勇气去文艺作品中寻求最美最真的爱情，反而对描写被抛弃的怨女，不得善终的荡妇，搬弄是非的媒婆大有兴趣，写起偷情来，笔墨纵横、汪洋恣肆、才气透纸。《水浒》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李碧华曾说过施耐庵大概感情上受过女性的打击，因此才笔下的女人几乎要么是孙二娘那样的野蛮女，要么是潘金莲那样的荡妇。--一百零八将里面惟一有姿色、出身好、武艺高强的扈三娘却让宋江配给好色、丑陋的矮脚虎王英。似乎一朵鲜花不插在牛粪上，施耐庵就不自在。这并不独独是施耐庵的毛病，这种爱情人格的不健全，中国传统文人都有。文人们一方面纳妾无数，像李渔那样对女人的姿色、媚态、服饰化妆甚至房中术研究得十分专业。另一方面羞于说自己的真爱，即使真的爱妻子、爱情人，也得等到人家死了才放开心扉写悼亡诗文。这种不健康的爱情观使男人们将女人看成玩物、看成私有物、看成工具。为爱情不要江山不要官位的是没出息的傻蛋，而视"女人如衣裳，兄弟如手足"的男人则受到敬仰。在几千年的**社会里，男人敢爱简直是原罪，而于风月场所玩弄女性则是洒脱与自在。
施耐庵的笔下，惟一的好女性是林冲的妻子张氏，非施氏厚爱张氏，而是施耐庵觉得林冲太完美了，非贞女不能配他。当陆虞侯将张氏骗到自家，引高衙内进来污辱时，林冲赶到，对妻子的第一句话竟是："不曾被这厮玷污了？"娘子道："不曾"。爱妻至深的林武师依然冲不破"失节事大"的礼法桎梏，大才子施耐庵也许认为只有不失贞，张氏才有被林武师爱的资格。
古代文人中，我独爱雪芹，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现代人道主义的关怀，能以平等的眼光去看待女人，去歌咏她们的爱与忧愁。大概是因为他是汉军旗的人，和纳兰性德一样，未被汉族那些陈腐的东西过多污染，保留着一份真纯。
施耐庵写爱情笔拙或者是不屑，而写起偷情来，那样津津有味，疏密得当。
《水浒》中写偷情的有：西门庆和潘金莲；潘巧云和裴如海的偷情；白秀英和郓城知县的偷情；卢俊义老婆与管家李固的偷情；阎婆惜和张文远的偷情；李巧奴和张旺的偷情；四柳村太公的女儿与邻村王小二的偷情；王庆和童贯侄女娇秀的偷情；当然，还有大宋第一人和大宋第一"二奶"李师师的偷情。
这么多的偷情，施耐庵写出来，让人读了却没有重复、拖沓之感，每一次偷情写出来别有面目，施氏才气真如汩汩泉水。只是在他的眼里，偷情都是罪不可赦的大恶。
潘金莲和西门庆的通*发展过程，不仅是一部《水浒》中写偷情最精彩的，即使放在中国所有写偷情的文学作品中比，都可以排在前几位。西门庆向潘金莲套磁那番功夫，金圣叹评价为："妙于叠，妙于换，妙于热，妙于冷，妙于宽，妙于紧，妙于琐碎，妙于影借，妙于忽迎，妙于忽闪，妙于有波桀，妙于无意思，真是一篇锦凑文字。""真所谓其才如海，笔墨之气，潮起潮落者也。"西门庆与潘金莲、王婆用计鸩杀了武大郎，显然是刑事犯罪，当依律处置。可在谋害大郎之前，两人的*情，却属于道德调整范畴，而非罪行。潘金莲对武大郎的忠贞义务，是外部的礼法强加的，而非潘氏自愿。潘金莲在做使女的时候，因为反抗主人的纠缠而被记恨，白送给"身材短矮，人物猥琐，不会风流"的武大郎，--可见潘金莲原来并非是人尽可夫，见钱眼开的人。武大郎既不能满足潘金莲的感情需要，亦不能满足其**需要。"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口里！"--让癞蛤蟆吃上天鹅肉，施耐庵就感觉很爽，心态何至如此？
西方文学中，作者对爱情得不到满足的红杏出墙行为，往往抱以一种同情的理解，即使有"错"，但无"罪"，如查太莱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西方的文明里，更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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