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这样做是为了避免那些不甚适当的人士申请入会,其中有些人可能会使我们觉得难以拒绝。我是反对放宽限额的人之一。于是,我就提出了一份书面建议:每个成员应该设法另外组织一个“分会”,可以拟订与我们相同的讨论规则,同时探讨关心的问题,但是不得向该团体成员泄露自己与讲读会的关系。
我提出这个办法的优点是,可以利用我们的体系带动更多的青年公民加入到道德修养的行列中来,我们也能够更好地了解一般居民的意见,因为我们的社员可以就讲读会所研究的题目在分会中进行讨论,然后把分会讨论的情况反馈回来。同时,增加交朋友的范围,还能够增进生意上的具体利益,提高我们在公共事务中的发言权;如果我们的观点经过这些分会的传播,将有助于加强我们为社会服务的力量。
我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开始组建自己的俱乐部。有五六个人取得了成功,这些新组建的俱乐部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其中有“联合会”、“葡萄藤”、“旗帜”等。它们不但对社员有益,而且带给我们不少的乐趣、信心和教益,同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符合了我们原来的期望,在某些特殊的事件上影响了公众的舆论。
热心公益事业
1736年,我被推选担任议会秘书,这是我第一次担任公职。我的当选在当时获得了议会一致通过。第二年我又再次当选。这当然使我感到高兴,因为除了秘书职位的薪水以外,我还能得到更多的机会以便与议员们保持联系。这样有利于我赢得为州政府印刷选票、纸币或者律法文书等生意,这些生意大体说来利润是很丰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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