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的明天。
事实上，这场狂欢的巨大代价正在逐渐浮现，从不断曝光的委托理财的巨额亏损中，从银行不断沉淀的股市坏账中，我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灾难性的后果。但这仅仅是开始。
然而，不管一场赌局成本多么高昂，总是会有赢家的。我们现在就可以指出，中国股市这场盛大赌局惟一和最后的赢家将有可能是垄断资本。
1999年5月之后，中国股市进入公开的庄家时代。如果说在1999年之前，中国股市的庄家虽然普遍存在，但仍然不合法的话，那么在“5·19行情”之后，庄家则完全进入合法状态。合法性资源的获得，为庄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舞台。所以我们看到，中国股市中的庄家不仅资金实力急剧膨胀，而且呈现更加集团化和组织化的趋势。这就是我们以前称他们为“庄家”而现在更愿意将他们称为“庄家集团”的原因。他们从以前分散操纵个别股票，到现在可以同时操纵十几只股票，其资金实力、组织规模、人脉关系和游说能力跟以前的差别不能以道里计。在证券市场上，人们更乐意将这些庄家集团传神地叫做这个“系”，那个“系”，比如所谓“清华系”、“德隆系”等等。其中的仰慕和崇拜心态溢于言表。一个以市场规则衡量明显是“恶”最终也必然是“恶”的东西，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竟然被人神化为“力量”的象征，变成投资者膜拜的对象，这是何等可悲之事。然而，更为可悲的是，我们竟然只能无可奈何地将“与庄家同呼吸共命运”视为我们在股市中生存的惟一法则。而这种生存法则能够成立的充分条件必然是，我们必须相信庄家是“善”的，是为普通投资者谋福利的。这显然是自欺欺人的迷信。这种迷信犹如我们假设“权力是善的”一样荒唐。自欺欺人的生活哪怕再美妙，终究会是短暂的。非常清楚，中国股市中的投资者文化已经完全脱离了常识。这将是中国股市一个难以治愈的慢性病。在中国股市今后的发展中，这种慢性的文化疾病将始终成为痛苦的折磨。
对常识的弃守和对规则的蔑视，中国投资文化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沉沦。在我们这个市场上，我们开始只相信权力，只相信权力所必然具有的压倒性的力量。这种沉沦发生在1999年5月之后。投资文化的嬗变必然对应于某种已经发生的趋势和事实。这个趋势就是中国股市的权贵化。
庄家是什么？是权力。只有权力与资本的勾结才能制造天马行空的庄家，也只有权力的力量才能够践踏明示的规则。否则，我们根本就无法解释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垄断资本不仅在市场上以其庞大的资金实力操纵，而且越来越公开和有组织地利用舆论和所谓政策建议。我们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每到证券市场走势敏感时刻，一批有明显利益背景的经济学家就准时在最显眼的地方粉墨登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召开研讨会，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学术”文章，误导舆论、公众和决策层。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每一个利益集团为自己的利益游说本不是什么不道德的事情。但问题在于，在中国，这些貌似客观的“泡沫经济学家”所代表的，是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他们的惟一使命就是攫取超乎市场规则和伦理之上的经济利益。这可能才是问题的核心，也是绝大部分人憎恶这些游说的原因。有些人曾经将“5·19”行情之后称做中国资本市场的超常规发展时期，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这更像是垄断资本在中国资本市场上的超常规发展时期。
一则可信度很高的消息提醒我们，中国证券市场上垄断资本已经扩张到什么程度。在2002年的一次会议上，一批与证券市场相关程度较高的省份，一起向证券市场的最高管理层发难。在中国，各省份联手就同一个政策公开向最高管理者挑战的事情还相当少见。没有证据证明这些行动之间有某种紧密的串联，但这只是迟早的事情。因为他们有越来越自觉的共同利益。这些人的表演与其说是在指责管理层的政策失误，不如说是在指责这些政策导致了某些人的利益受损。
种种迹象都显示，1999年5月之后的中国证券市场上，垄断资本已经成为越来越举足轻重的角色。与前一阶段他们还藏在暗处相比，他们现在的身影已经非常清晰。这种趋势暗示也暗合了中国社会正在普遍发生的趋势。
现在，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格局：地方部分权力机构作为上一个时期的主角正在逐渐退往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一个强大的垄断资本集团与证券市场管理层的直接和正面博弈。垄断资本不仅通过某些地方权力机构，而且越过地方权力机构直接向证券市场管理层施加影响。民间资本（包括所有的中小投资者）要么被猎杀，要么最终被逐出这个市场。这对中国仍然非常稚弱的民间资本和市民精神不啻于一种致命的吞噬。从这个角度讲，中国证券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权贵化。这到底是发展还是蜕变？
从草根到权贵，中国证券市场又完成了一个可悲的历史循环。这难道也是中国改革的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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