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还把目光集中在了固定价格问题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按照《华尔街日报》编辑霍尔曼·W·詹金斯（Holman W.Jenkins）的说法，它一直是“一支立志消灭卡特尔的十字军”。“就连从前宽厚的英国人也宣了战，包括对行为不端的经理人员判刑，和‘对涉嫌公司进行监控’，”他说，“执法者们是否发现了一场惊世骇俗、新奇的违法瘟疫？”詹金斯问道，“或者说镇压行为只是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稀松平常但很少受到密切关注的活动呢？”
他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不法之徒常常是些“低能的消费品生产商，往往固定成本很高，企图在需求疲软的时候分摊亏损”。嫌疑对象包括一些巨型公司，比如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宝洁、凯洛格（Kellogg誷）和泰森食品（Tyson
Foods）。“可是，奇怪的是，客户很少是击鼓鸣冤的人。甚至没有什么‘受害人’对镇压他们所指控的压迫者的行动表现出丝毫热情，虽然在诉讼案件成了头版新闻后，有些人觉得有义务提出民事诉讼以寻求赔偿。”詹金斯并不是在为不法行为辩护，而是在指出，现实世界中的定价行为比经济学教科书要混乱得多，而总体上说，诉讼行为导致了过度管制，对广大的公众或者个人利益都没有好处。
世界各地的管理者也都更多地以消费者的名义采取行动。比如，在美国，像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FCC）这样的联邦政府机构在历史上划清了产业界线，以保护行业中的各个角色免受彼此和外来竞争对手的冲击。如今，这些机构却在问：什么能使消费者受益？答案通常涉及到消除过去的界线，敞开市场迎接尽可能多的竞争。最后的结果混杂着机会、风险和破坏，就像美国的通信业所表明的那样。
腹背受敌
在过去的10年当中，电信业遭到了两股外部力量的打
击—技术和监管—以及造成大量过度投资的20世纪90年代的泡沫。
重大环境变化是从20年前美国和欧洲的垄断管制被打破开始的。但是，近年来，在新科技和政府管理政策的综合作用下，旧的竞争方式被摈弃，无利可图的混乱层次的竞争出现了。
仅举一例—地方运营商的基本“电话线”业务，比如威力冲（Verizon）、SBC和南方贝尔（Bell South.）。进入家庭和企业的电话线—以及最近的光纤电缆—是一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而且仍然是运营商的基本资产。但是，电话业务的收入近年来已经逐步下降。手机电话的爆炸性增长正在加速侵蚀该收入，有线电视公司也已经开始挖走客户。在20世纪90年代的假启动之后，网络电话经过改进又杀了回来，并开始蚕食他们的（以及长途电话公司的）收入。甚至连电力公司也跳了出来，计划用他们的电线提供电话服务。
管理部门打着自由市场体制和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旗号使得形势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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