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帝朱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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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内迁大宁都司——始料未及的遗患
    朱棣夺取皇位对明朝政治的影响是深刻的,它同时也给明朝的北部边防留下隐患。为了夺取和巩固皇权,朱棣借助边防力量,使之调头向南,塞王的内迁、北京的经营都是为着巩固统治和对付国内的反对势力。朱棣的地位巩固了,北部边防却空虚了。随着国内秩序的稳定,朱棣把重点转移到控制四夷的宏伟事业上来,为的是做一个超迈千古的盖世雄王。然而,他的蒙古政策,并没有取得预想的效果。北部边防困扰了明朝近两百年。

    明朝弘治年间的兵部尚书马文升说:

    太祖高皇帝平一四海之后,以西北边境与胡虏密迩,虑为边患,故于甘州设立陕西行都司,宁夏设立五卫所,大同设立山西行都司,宣府设立万金都司,古营州设立大宁都司,于辽东古襄平设立辽东都司,各统属卫如臂指之相使,气脉之相属,以捍卫夷虏,又分封肃、庆、代、谷、宁、辽六王于甘州、宁夏、大同、宣府、大宁、辽东,凡百军马俱听节制,以藩屏王室。若有寇贼侵犯,就命各王挂印充总兵征剿,各边初无总兵镇守巡抚官之设,彼时胡虏远遁,边方宁谧。

    朱棣的即位,打破了北部边防的这一格局。

    朱棣以一隅之兵争天下,必须先安定后方,巩固地盘,并需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安定后方,有两点十分重要,一是号称“善谋”、实力仅次于燕王的宁王朱权不要做梗;二是鞑靼诸部不要乘机捣乱,如果能争取他们加入自己的营垒则更好。《明史》说:

    成祖从燕王起靖难,患宁王蹑其后,自永平攻大宁,入之。谋胁宁王,因厚赂三卫,说之来,成祖行,宁王饯诸郊,三卫从,一呼皆起,遂拥宁王西入关。成祖复选其三千人为奇兵作战。天下既定,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地畀三卫,以偿前劳。

    这里讲燕王“靖难”之后做了三件事: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保定,割大宁之地。朱棣不惜削弱北部边防以夺取和巩固皇位,这样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

    关于“尽割大宁之地畀三卫”,明人的记载是很多的。然而《实录》、《明会典》等官书并无记载。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说:“靖难兵之起,三卫夷人从战有功,故畀之(大宁之地),国史不书,莫可考焉。” 兹举私史数例:

    郑晓:《皇明四夷考》:

    靖难初,首劫大宁兵及召兀良哈诸酋率部落从行有功,遂以大宁畀三卫,宁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为大宁都司。今三卫岁二贡,贡卫百人。

    王世贞:《弇州史料前集》卷十八三卫志:

    文皇从燕起靖难,使使以赂请,而兀良哈以骑来从战有功,……文皇帝乃移王与其军内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为三卫,其官都督至指挥千百户有差,约以为外藩,岁给牛具、种、布帛、酒食良厚。

    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

    靖难兵起,……尽拔大宁诸军及兀良哈三卫胡骑,挟宁王入松亭关,趣援北平。永乐元年敕谕兀良哈部落曰:……今仍旧制。设大宁、福余、朵颜三卫,俾尔等统处军民,镇守边境……乃废大宁镇,空其地给赏三卫夷人,每岁朝贡以为东北外藩。

    朱鹭:《建文书法拟》上:

    建文元年十月,靖难兵以宁王权及大宁诸军、兀良哈三卫胡骑入松亭关,趣援北平,大宁空。(大宁既破……从官稍稍入城,阴结诸胡并思归之士,濒行宁王饯送郊外,伏兵拥宁王去,遂诏诸胡及护卫官校,皆从宁府毕发,而城为之空。其后,大宁弃与朵颜诸虏,而行都司迁保定。)

    屠叔方:《建文朝野汇编》:

    燕王靖难初,兀良哈骑兵先鞑靼来助,遂弃大宁故地与之,以内边为界。

    谈迁:《国榷》卷十七:

    义旗初建,首下大宁,简兀良哈三千骑为奇兵,立三千营,不忘其德,尽捐大宁地予之,割雄镇以资伏莽。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文章奏议均同此说。

    在蒙古方面,记载此事的则有《蒙古黄金史纲》。

    朱风、贾敬颜译:《蒙古黄金史纲》:

    永乐皇帝统帅自己少数护卫与山阳之六千兀者人 ,水滨之三万女真人又黑城的汉人整兵来伐洪武皇帝之孙建文皇帝,捺银印于颈而废逐之。于是……永乐皇帝为君……号曰永乐大明。以拥立之功而赐与六千兀者人以三百大都。

    这段话虽未确指以大宁地畀兀良哈之事,但却有力地证明靖难时朱棣与兀良哈之间有过一笔政治交易。

    日本和田清先生对以大宁畀三卫的说法表示怀疑。他认为此说是由于人们对建文帝的同情而将事实演义了。他说“三卫远在北方的根据地,它既没有被成祖收买的可能,也没有胁从宁王的可能”。“成祖不但没有得到三卫的援助,反而曾为制驭三卫费尽心机”。而且成祖还说过“今灭此残虏,惟守开平、兴和、宁夏、甘肃、大宁、辽东,则边境可以永远无事矣”这样的话。成祖弃大宁,有“徐图他策”的打算。只因为他的死,重置大宁的志愿才未得实现。

    类似的说法在明朝时便已出现,或为和田清之说所本。陈仁锡在《皇明世法录》中说:

    论曰:三卫地界宣、辽,为蓟门之肩背,自大宁失而宣辽隔绝,昔人有血脉雍滞,肩背拘孪之恨,岂不信哉!世多以文皇畀虏为口实,爰考永乐、宣德有剿捕之诏,有宣捷之敕,除恶务本,曷尝不廑门庭之诚乎?且文皇帝尝语大学士金幼孜曰:今守开平、兴和、大宁,边境可幸无事。当日无弃大宁之意甚明。大宁弃斯开平难守,开平弃斯古北可虑,胡马云扰,谁阶之厉?初以三卫侦虏,亦略仿汉倚乌桓伺匈奴。或谓喜处之可因以为间,虽藩离失而耳目在,计非全拙。乃市赏无艺,至为东西虏攘臂挂藉,譬养鹰而绦绁去手,又如之奈何!

    尽管陈仁锡做了这样一番辩护,但仍不能否认大宁失于朱棣之手:“兀良哈从征有功,文庙嘉其绩,秩以都督,宠以三卫,于是徙镇入于蓟南,而畀其地。” 即以“养鹰而绦绁去手”而喻之,其中也不无批评之意,至少得以“不慎”、“决策失误”归咎之吧!劳堪则将大宁的丢失,归于朱棣等过分相信兀良哈的“诚款”所致,“永乐宣德之间,但知兀良哈之诚款,开平之艰远,东胜之丁口不立,甘心弃土,略不顾惜,非往事之恨乎?” 明朝灭亡后,顾炎武曾到北京一带考察山川利病,他同样认为大宁是由于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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