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秩序转型的进程、时机和力度有时也是难以把握的。因为政治转型常常是被迫的选择，在打开转型的突破口后往往一发而不可收，其进程与走向并不能完全由政治秩序所控制，总是面临着继续推进与保守退缩的两难选择。从历史的经验可以看出，政治秩序转型有的成为社会剧烈冲突的替代物，有的则成为社会剧烈冲突的催化剂。
3走向激进的模式
在中间阶层的发展过程中，如果政治秩序的体制僵硬，中间阶层没有被政治秩序、社会资源配置机制所容纳；同时，中间阶层的力量不断壮大，期望张力不断积累，其挑战政治秩序的能力与愿望都在增强，中间阶层的政治活跃度会持续上升，直到走向激进。中间阶层的激进，以及现有政治秩序的不妥协，使得中间阶层与政治秩序直接对抗，导致原有政治秩序受到全面冲击。以中间阶层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在建立新政治秩序后，其期望张力会迅速消解，并依靠其强大的阶层主导能力，成为维护新秩序的阶层基础。
这种模式恰好和一位学者对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的描述不谋而合：革命的起因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势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设想，政治制度中的某些条件与社会势力当中的某些因素，阴差阳错碰到一块，革命就产生了。由此而论，革命有两个先决条件。第一，政治制度无法为新生的社会力量参与政治和新的社会精英进入政府提供渠道；第二，迄今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社会势力具有参与政治的愿望，这种愿望通常产生于社会集团的某种象征性或物质性的要求，而且只有在政治领域中施加压力，这种要求方可实现。向上攀登或期望甚高的集团和僵硬或不灵活的制度乃是制造革命的原材料。Chalmers Johnson: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System”, 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National Security by Harry Echstein,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63, pp116～118 综上，“稳定器说”仅仅描述了中间阶层在特定历史与社会情势下的一种特殊状态，它需要强大的自身阶层力量和缓和的期望张力作为前提。从过程上来讲，中间阶层对变革提供压力，是活跃的、不稳定的。在现代社会中，中间阶层作为政治秩序“稳定器的”定位，代表了一种判断上的发展趋向。从长远看，中间阶层反对社会动荡，力图推动改革，提高政治秩序的弹性，容纳各阶层特别是底层的价值期望，最终缓解了社会冲突，成为稳定力量。这是“稳定器说”的价值所在，也是学者对中间阶层寄以厚望的原因。
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说这种厚望在成熟社会已经实现或者初见端倪，那么在未来面临诸多深层次问题挑战、社会转型任重道远的中国社会，这种期望常常还只是一个美好愿望或者遥远的目标。当前中国城市中间阶层目前仍然处于政治冷漠与无所作为的阶段，同时，转型期的中间阶层的多层次内在冲突孕育着使其政治活跃度激化的因素。在走向维持社会与政治稳定这一目标的历程中，中间阶层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变数：保守或活跃，冷漠或激进，变革或革命，摇摆或坚定，破坏或建设，责任感或趋利性……将中间阶层看做稳定器，是一厢情愿；把中间阶层看做政治秩序的威胁，则过于消极、被动。我们需要以更加开放的眼光来审视中间阶层，思考如何使其成为政治秩序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或破坏力量。
本章未完，请翻开下方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