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的群体。公务员的“白色收入”并不高，特别相对于同样教育背景、同样个人能力、同样年龄段的企业白领和各种“事业人”来说，显得更加“寒酸”。“灰色收入”可以弥补这种差距，但这种“灰色收入”并不能得到保障，而且基层公务员接触到的“灰色收入”是有限的。这样，基层公务员所得以安身立命的只有“旱涝保收”的职业稳定性了。随着各种政府体制改革形式的不断出新，公务员的职业稳定性也受到了冲击。2005年初，由于在年终工作考评中被评定为“不称职”，一名中央机关的年轻公务员将其单位的局长砍伤。公冶祥、波浦峰：《国务院一名局长被下属砍伤原因可能是报复伤人》，载《新京报》2005年1月5日。在美国白领开始兴起的时期，美国犯罪学教授埃德温·萨瑟兰最早提出白领犯罪的问题。最近，有关这个领域在中国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叶继红：《论白领犯罪的形成及社会控制》，载《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第201～207页；《在温文尔雅的外衣下——聚焦白领犯罪》，载《社会》，2000年第6期，第39～40页。
无论是高校毕业生，还是已经就业青年中的中间阶层，他们都是从思想活跃、敢于挑战权威的大本营——大学——里培养出来的，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如果仅仅出于社会责任感，这种批判精神并不会形成经常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而当中间阶层的切实利益期望受到挫折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心理失衡，对社会公平产生质疑，其批判性就成为一种持久而强大的力量。如果这种挫折成为一种普遍社会现象，而不是仅仅个案的时候，一种不满的社会情绪就会迅速酝酿，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来源，其破坏性相对于其他群体更加强烈。中间阶层学历高，能力强，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有着更加强烈的成功**，更高的社会期望，希望能迅速地上升到中间阶层中的更高层次。而且，这种社会期望不仅仅限于经济利益，还有社会价值等多元化的目标。对于他们的目标，他们更有能力去实现。亨廷顿曾经论断：城市是国内反对派的中心；中产阶级是城市反对派的集中点；知识分子是中间阶层反对派内部最活跃的集团；而学生则是知识分子中最有内聚力也最有战斗力的革命者。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出版社，1986年版，第265页。米尔斯也曾经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白领工会比普通工会更富有斗争性。原因在于，他们还很年轻，获得的权力还很少。因此，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权力的滋味会促使他们行动起来不受什么限制，更具有自发性。与普通工人相比，他们有更高的名望要求，和老式中产阶级有更多的联系，他们不会轻易“罢手”的，倒是有可能站得更高，斗争得更英勇。由于他们中间很多人一向依赖于雇主，一旦他们打破这种关系，站到工会一边来，他们反作用于雇主的力量很可能更强、更猛烈。由于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一旦接受工会的原则，他们将更有能力将其推而广之，他们参加工会的动机将更具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5页。一旦中间阶层的这种社会焦躁情绪与政治结合起来，将是一股活跃而强大的政治力量。研究表明，较高的教育程度是影响政治意识活跃度的首要因素，相对于其他群体具有更大的参政倾向，体现在许多方面：①更能意识到政府与个人间的联系；②更关注政治和选举运动；③拥有的政治信息更多；④关注的政治内容更加广泛；⑤参与政治讨论更多；⑥更具有讨论政治的自由空间；⑦更有自信能够影响政府；⑧更多地参与社团；⑨社会价值更加积极。阿尔蒙德：《公民文化》，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15页。而较高的教育程度是中间阶层的重要特征。因此，中间阶层具有潜在的政治活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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