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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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理性公民的迹象(2/2)
于政治发展的水平是经常的事情。“超前”是政治思想的常性,而落后则是由于反映了旧制度、旧思想的残余,在人们的头脑里挥之不去。同时,政治理念的发展还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关于政治理念的特征参见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37~338页。

    公民文化的平台是民主政治与公民权利。从访谈中可以体会到,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一些现代政治理念,比如民主理念。虽然一些被访问者并不认为民主是完美的,民主的运行可能带来政治秩序的不稳定,甚至民主可能成为一些政治家实现个人权力的工具,但民主所包含的基本内涵还是被中间阶层普遍接受了,至少很少人会反对“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公民基本权利是中间阶层所普遍接受的另外一个现代政治理念,其意义丝毫不亚于民主理念。因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是从来不强调个人权利的,集体主义与臣子理念是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而公民权利所强调的恰恰是个人权利与平等理念。政治理念的形成是政治社会化的结果,或者是政治启蒙的结果,与教育背景、认知能力及阶层地位息息相关。与社会其他阶层相比,中间阶层在这一点上具有其特有的优势。社会较低阶层还远远没有完成这种启蒙,社会较高阶层则由于其特权性的阶层地位而很难完全接受这些理念。

    5中间阶层所具有的公民性程度相对较高

    从整体社会结构上,哪个阶层都不可能具有“积极——理性”的理想公民文化,但相对于其他阶层,中间阶层的公民文化元素是最多的。

    与社会较低阶层相比,中间阶层的公民特征更强。社会较低阶层不仅政治认知较少,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认知能力相对较弱。同样,社会较低阶层的政治参与能力也较差,除了有暴力倾向的社会参与之外,他们缺乏足够的能力以其他形式进行政治参与,特别是法律形式的政治参与。比如,一个民工不能拿到应得的薪酬,或者忍气吞声,或者暴力威胁,或者到一些部门哭诉,这些都是个人性的,非常规性的。而一个律师如果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非法羁押或错误定罪,他可以通过媒体呼吁司法公正,得到律师协会的组织性帮助,其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一个民工。在社会参与动机上,社会较低阶层很少因为利益之外的原因关注政治或进行政治参与,而中间阶层的政治关注和政治参与的动机是多元的,很多时候出于社会责任感而关注政治和参与政治。

    与社会上层相比,中间阶层在政治能力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在事实上的政治认知、政治参与上,这种劣势更加明显。但是,社会上层的这种政治能力已经超越了公民特征所应有的上限,而不能再被称为公民文化。因为,公民文化要求尊重法律义务,维护法律权利,而社会上层往往在超越这种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层面上进行政治参与。而且,在政治参与的动机上,社会上层的社会责任感在中间阶层面前并没有什么可夸耀之处。

    6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具有典型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最多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中产阶层的优越性的一个证明是,很多优秀的立法者都来自中产的公民阶层。”参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我们也可以说,具有公民文化特征的个体和群体首先出自中间阶层,中间阶层是培养公民和公民文化的社会土壤。本研究的访谈也可以看出,虽然多数被访问者不具有积极公民的特征,但其中也不乏典型的积极公民。毫无疑问,知识分子群体最接近积极公民的标准,但中间阶层的积极公民并不局限在这个群体,而是分布在所有中间阶层群体里面,包括白领,公务员,甚至一些中小企业的自营者。而且,最具有变革特征的积极公民往往出自中间阶层,其激情丝毫不亚于受到社会不公的社会底层。而且,这种激情往往不是源于个人的、直接的利益动机,其维持常常来自于社会与政治责任感,因此更加强烈、持久。很典型的例子是社会中的“愤青”。“愤青”几乎全部都是中间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的“愤”不是因为对社会的“无知”,而恰恰是对社会的“有知”,了解、认识到了社会的许多阴暗面和社会不公正。也许“愤青”的观点往往比较极端、偏执,但相对于普通大众来说,他们的认知能力是较高的。

    综上所述,政治冷漠仍然是当前大部分中间阶层的心理特征,我们很难说中间阶层已经形成了公民文化;同时,中间阶层已经表现出了一些公民文化中所必需的重要特征,至少中间阶层是整个社会结构中最接近公民文化特征的部分。对于公民文化特征十分缺乏的中国传统社会,公民文化的形成是个缓慢而曲折的过程,传统政治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不断冲突和调适,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破”与“立”的对抗与妥协。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痕迹在中间阶层身上反映得尤其集中。如果说适于中国国情的公民文化的形成在结果上是政治稳定的保障,那么其形成过程对于政治稳定的影响则是个未知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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