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政治变数 中间阶层的兴起与障碍(2/2)
学历背景的门槛之外,就根本不会得到证明的机会。这种情况对于事业单位的行政管理人员同样适用。
企业白领是市场海洋的游泳者,能力当然是决定性的。但有能力的人很多,关键是如何设置挑选程序。一般的企业招聘技术和管理人员都要求大学学历,有些有实力的公司甚至直接到名校开招聘会。设置这样的企业白领进入门槛,无非就是假设文凭代表能力,名校文凭代表高能力,可以获得更高的招聘效益;同时,企业也需要文凭,特别是名校文凭来彰显企业的实力。企业白领如果要改换工作领域,往往需要各种热门的证书,这些证书也是文凭的形式。比如曹飞(09)就是通过律师考试才开始进入律师行业的。
毋庸置疑,自营者需要的是能力而不是学历。比如,20世纪80年代“发家”的人许多并没有受过较好的教育,他们的教育水平甚至低于社会平均水平。除了个人的胆识等素质,应该说当时的特殊经济环境造就了一批“先富起来的人”。随着商业经营分工已经越来越专业化,相应的市场体制越来越完善,如果没有基本的个人素质和所从事领域的专业能力,要想白手起家,或者凭一笔资金就可以成为企业家,已经越来越难。所以现在有了一个流行的词汇,叫“知本家”,就是相对于传统的“资本家”而言的。大学培养出来的人不一定能成为企业家,但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是从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大学教育为当代的企业家提供了一个基本素质平台。现在许多企业家重新回到校园充电(包括攻读MBA、参加各种研究生班等)的现象就说明了这种趋势。就如施全(29)所说:“没有教育素质的话,现在越来越难成为暴发户了。”在关于私营企业主的一项社会调查中显示,他们的文化层次逐年提高。其中,已经拥有大学或研究生学历的人在1993年为172%,1995年为184%,1997年为202%。2000年则直线攀升,统计数据已经达到了384%。“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2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2月26日、27日。2004年更是达到了518%。“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2005年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报告》,载《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2月3日。如果考虑到城乡差别,城市私营企业主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人数会更高,在北京市尤其如此。而且,未来的创业者更多地来自城市。从这些趋势可以预计,自营者中拥有大学学历的比例会继续增加,而且整体的学历层次会不断提高。
惟一和教育似乎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城市新地主”。相对于其他中间阶层群体,他们的中间阶层地位有些争议,即使把他们归类为中间阶层也是一个边缘性的类别,其中最大的因素就是他们普遍较低的教育素质。沈智(11)就表达了对“城市新地主”的不屑:他虽然有钱,但他自己还是那个层次。他靠这个钱吃喝玩乐,天天打麻将,就在家里呆着。人还是要有一定的素质,一定的追求,不能有钱就完了。我觉着个人(社会)层次和一定的地位、一定的学识关系很大。我们在定义中间阶层时候,要求他们不仅要有一定的经济能力,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而教育背景无疑是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象征,并进而影响到社会层次的归属。一个没有经济基础的博士研究生,在社会上也不会被视为“赤贫”的社会下层。王慧(19)就特别看重有学历、靠智力取得社会地位与收入的人群,甚至将其作为评价阶层结构层次的根本标准:我特别佩服那种靠自己的知识来赚钱的人,他们是比较高的层次。北京也有很多高官很有钱,也有一些商人,比如做房地产的,但我觉着他们没有前面说的那些人的层次高。“新城市地主”拥有不劳而获的财产,但如果他们没有进取心将经济优势转化为综合优势,特别是个人素质优势,他们就很难保证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中间阶层地位的稳固性和可持续性就会受到威胁,更难以将他们的中间阶层地位传承到下一代。
所以,教育在和中间阶层的密切关系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来表述:教育背景是跨入中间阶层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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