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就采取折衷的办法，认为《诗序》为子夏所创，毛公、卫宏加以润色。
唐中期以后，经学的发展出现新的动向，到两宋，完成了由经学到理学的过渡，实际上这是一次“经学更新运动”。这个运动发生的原因，除佛老的冲击，使儒学的信仰发生危机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正如宋神宗向王安石所指出的那样：“经术，今人人乖异，何以一道德？”（《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九）经术的歧义，引起人们的怀疑，因此，几乎对每一部儒家经典都重新检讨，疑窦颇多的《诗序》自然归为被怀疑之列。
自韩愈否定了子夏的《诗序》著作权之后，王安石主张《诗序》为诗人所自创，与圣人贤者无涉。程颐虽在许多方面对儒家经典大胆怀疑，但在《诗序》作者问题上却颇为保守，他认为“小序”为国史之旧文，“大序”为孔子所作。虽说他的观点保守，但也有一些人赞同，如同时代的王得臣就说《诗序》首句为孔子所题。
将《诗序》攀附孔子，显然有悖于史实。北宋曹粹中指出，《毛传》初行，尚未有序，其后门人相互传授，各记其师说始成序。
曹的说法，在南宋更有发展。郑樵、王质倡之，朱熹和之，皆以为《诗序》为“村野妄人所作”。郑樵著有《诗辨妄》，力诋《诗序》，明谓《诗序》实不足信。朱熹《朱子语类》卷八十说自己对郑樵的说法，“始亦疑之，后来仔细看一两篇，因质之《史记》、《国语》，然后知《诗序》之果不足信”。“盖所谓序者，颇多儒之误，不解诗人本意处极多”。
郑、朱的意见，虽不能全部相信，但它确实为后人研究《诗》三百篇，扫除了障碍，解脱了束缚。崔述《读风偶识》发挥郑、朱之说，考辨真伪，认为序无大小之分，皆出一人之手，但此人是谁，崔氏也很茫然。无怪于这位老先生叹息道：“嗟夫！古人已往，不能起九京以自明，一任后人欲属之谁即属之谁耳！”（《崔东壁遗书》）
（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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