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行了新研究。其论证全面、影响较大的是吴慧所著的《中国古代商业史》。他认为商王朝覆亡后，商族人成了周朝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到各地，由周朝严密监视和统治。一些原先的商朝贵族和平民虽然仍能“各居其宅，田其田”，保有一部分田宅和享有自由民的身份，但经济状态已不如昔日，甚至不能很好地赡养家属。为了增加收入，他们听从了周公的告诫，把经营商业作为自己的副业，商贵族一向脱离生产，身无长技，不能像其他奴隶一样可以从事农业或手工业生产，在“殷人重贾”风气的影响下，只好做他们熟悉的买卖行当。而那些曾因反抗而被剥夺土地和政治权利的商代遗民，除了受官府的驱使去做买卖外，没有其它出路。因此，“做买卖几乎就成了商遗民以及原先商族的奴隶的主要职业，从事这一行业的也以这些人为多数”。在周人的心目里，做买卖的人就是商人，商亡后，这个印象就更深刻了。以后，虽然商、周两族的民族界限逐渐泯灭了，买卖人不再以商族人为主体，但人们仍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并把“行商坐贾”也统称为“商人”。这里清楚地指明了周初“商人”的形成原因和构成人员的身份与“商人”概念的内容，并指出，“商业”、“商品”、“商旅”诸词的形成，都与商朝的历史有关。上述几种看法虽然观察角度不同，征引的史料亦有差异，在一些具体的细节问题上也还存在着差别，认识不尽一致，但就其总体来说，彼此间的共同点是将“商人”名称的起源与殷商遗民联系起来考察。
王志昌发表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一反常规，不谈殷商遗民，而是从“商丘”、“商国”这两个地名与国名入手。他指出，在夏代，契的孙子相土被封于“商丘”，因此称为商国，而商国的人则称为商人。被封在“商丘”的相土，“他看到商丘地点适中，广阔平坦，交通方便，便发明了马车，用马驾车的方法运输货物，往来买卖……当时商国的人们纷纷仿效，东奔西走，南来北往，到周围的一些小国、部落做买卖，从事商业活动”。由于从事商业活动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是商国人，所以“周围一些小国的人们慢慢地形成了一个习惯的认识，一见做买卖的人便认为是商国人，称他们为商（国）人。于是‘商人’便成了做买卖的代名词。这就是‘商人’这个名称的来历”。商国源于“商丘”，“商人”出自商国，此所谓“商丘说”。此说的一个独到之处就是认为最初出现“商人”名称不是通常人们所主张的周初，而要更早；自然，它也不是周人对他们的蔑称，而是“商周围一些小国的人们”对买卖人的称呼。（《商丘。商国。商人——“商人”名称的来历》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82年第3 期）在王文刊出之后，又有同志对这个观点持全盘否定态度（见《“商人”名称源于商丘说质疑》，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83年3 期）。可见，“商人”名称的起源问题仍在探讨之中。
（黄显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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