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确未设镇。②成书于绍兴之后绍熙年间的《云间志》，卷上专立镇戍一目，所载还只有青龙一镇，可见其时上海仍未设镇。洪铭声主熙宁七年说的有力论据是《宋会要辑稿。酒曲杂录》中一条记载。但这条记载只提到熙宁十年以前秀州十七酒务中有上海一务而已，并没有说其时上海已经建镇。宋制凡设有监当官掌茶盐酒税的所在称所或务，凡人烟繁盛设有监官掌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的称镇，设酒务跟建镇是两回事。至于《嘉庆上海县志》明确而肯定地说熙宁七年建镇，虽不会无中生有，但误以上海设酒务与上海建镇混为一谈，倒是可能的。文章指出《嘉庆上海县志》的不少谬误，绝不可轻而信之。
谭文又对丘祖铭上海宋代并未正式建镇说予以否定，认为与史实不符。宋代的镇虽渊源于唐与五代，但性质迥不相同。唐与五代的镇长官是武职人员的镇将、镇副，其任务是镇捍防守；宋代的镇长官是文职人员的监管，其任务是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或兼征税榷酤。宋初为了把旧时代军政性质的镇改变成为民政、财政性质的镇，因而采取收镇将之权归于县、诸镇多所罢废的措施，这怎么能说宋以不建镇为原则、为祖规呢？事实上有宋一代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各处增置的镇很多，单是见于《宋会要辑稿》的《方域》、《市镇》篇中不完全的记载，即数以百计。
谭文认为宋末说虽嫌笼统，倒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弘治上海县志》卷五《儒学》下，提到咸淳中已有“监镇”董楷，已称作“诸生肄习所”的古修堂为“镇学”，卷七《惠政》下称董楷以咸淳中“分司上海镇”，可见宋末咸淳年间上海确己建镇。黄苇的咸淳说近是，但认为黄说上海设镇于成淳元年或二年的结论，是误解了《文昌祠记略》的文义。《纪略》的原义是说上海在从前作为镇时，镇署的东面有个文昌祠，待镇既升县，就把文昌祠改为县的学宫，并没有明确交代先建镇还是先有文昌祠，就不能以推断建镇不可能在咸淳之前。就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只能笼统地说上海建镇于宋末，上限是《云间志》书成之年即绍熙四年（1193年），下限是董楷任监镇之年即咸淳三年（1267年）。
上述诸说中，熙宁七年说年代较确切，但力据不足。宋末说虽理据充足，年代不明确，过于笼统，上下限达74年，与当时建镇精确时间相距甚远，亦非真正谜底。可是近几年来，有些出版物索性把上海的正式建镇定于咸淳三年（见《上海词典》，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全书》，学林出版社），但不具论据，这是很值得商榷的。
（王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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