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都创建的泉涌寺至今犹存，曾剃度后鸟羽上皇等皈依佛门，封“大兴正法国师”，是日本真言律宗之祖。事实证明，两国相同地名的出现，应有一定的渊源，不可能纯属巧合。
“弘安之战”战俘的下落发生于上海建县前10年，即至元十八年（1281年）的“弘安之战”（时为日本弘安四年），是一场由元世祖忽必烈发动的侵略战争，一共派出了14万元军东征日本，却以失败而告终。在这场战争中，南路军10万人是从庆元（今宁波）、上海、澉浦等“上船口岸”出发的。根据正德《松江府志》载，松江建府前有23万户，而至战后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时，却只剩下16万户。户口减少的原因甚多，而被签括从军当是原因之一。参阅《新元史》哈刺、沙全、朱清、完者拔都诸传，松江、金泽、吴等地被迫从军的青壮年人数当不卜万人，即使有不少人战死、溺死和逃回，被生俘的也应有数千人之多。而当时江南人以心灵手巧著称，江南先进的文化技能对日本有用，幕府执政驱使战俘至本州各地劳役和开发，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也许这就是江南战俘们为怀念故乡而予以命名的。
和平使者赴日急风骤雨似的战争瞬息而过，随着忽必烈的去世，元朝与日本的紧张关系渐趋缓和。大德三年（1299年），元成宗派遣普陀寺僧一山一宁持国书使日。延祐元年（1314年）又开“下蕃市舶之禁”，恢复了海上贸易。泰定三年（1326年），日本幕府执政北条高时出家，他两次派遣使者来到松江真净院，礼聘高僧清拙正澄赴日弘法。正澄应聘偕弟子东渡，翌年迎至镰仓，后醍醐天皇请他住持建仁、南禅等名刹，并又创建了开善寺。
正澄以《百文清规》治寺，剃度了武家小笠原贞宗，弘扬佛法，受到日本朝野的尊敬，旅日14年，殁于建仁寺，谥曰“大鉴禅师”。遗有《禅居集》、《清拙和尚语录》等著作，对于日本佛寺管理、“五山文学”和武士礼法，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后300 多年，在明，清易代之际，寄籍松江的明遗民朱之瑜（舜水）（1600—1682年）渡海居日，宣扬儒学，受到大将军德川光圀及土民的崇敬，称为舜水先生，旅日24年以终。这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又一佳话。
地名谜的试解初步归纳起来，地名之所以东渡，大致可以有三个谜底：一是日本人民仰慕我国江南的山川风物而命名；二是在“弘安之战”后，确有数千来自松江等地的战俘在此劳役开发，他们为寄托对故园之思而用家乡的地名命名；三是由其他途径从江南三地来的移民，为教育后代不忘桑梓之情而命名。以上是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和两国人民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共同之处而假设并作出判断的，尚有待于更多的史实加以印证。至于彻底地解开此谜，则有待于两国史学研究者的相互切磋与共同探索。
（金石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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