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康海定案时”议论严刻“，自为”中山狼“无疑。清代，有人对这宗公案开始产生了怀疑。朱彝尊研究了二人的诗文著作，发现“康、李末尝隙末”。（《静志居诗话》）钮锈说“对山之救献吉（李梦阳字），原非望报于献吉也；献吉即有忮忌，何若至中山狼之甚乎！”（《觚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李梦阳并未对康海“逞凶反噬”，是“好事者”“附会其说也”。不过，他们依旧认为从马中锡的传奇小说开始，“中山狼”的形象是影射李梦阳的，只是遭其反噬的东郭先生不是康海，而是“别有所指”的另一个人。朱彝尊还指出了这个人的姓名，但根据不足，也不能为后人所接受。时至近代，仍然两种观点泾渭分明。一种是传统的说法。如戏曲史家严敦易认为，“康海的《东郭先生误救中山狼》杂剧，系为讥刺李梦阳，以泄自己的愤懑之作，大概是并不附会的事实”（《元明清戏曲论集》）。傅惜华《明代杂剧全目》也介绍了“论者谓其《中山狼》一剧，即诋李梦阳之作”。
另一种意见则是在朱彝尊等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求史料，获得新的观点。如蒋星煜据《明实录》、《李梦阳墓志铭》等，认为康海与刘瑾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并非为救李梦阳而屈节酬酢，他的人格也不是非常的高洁。而且使李梦阳获免者，也不是康海一人之力。（《中国戏曲史钩沉》）辛雨也查明从刘瑾被捕到处分“瑾党”，政局急转直下，前后仅仅四五天时间，待李梦阳起用到京，大局已定，康海早已罢官。李梦阳既不可能参与对康海定案的议论，而且他不久又被排挤，即使想为康海争取宽处，也无能为力。
（《学林漫录》卷二）这些考证都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当然，在这一些学者之间，对一些具体材料的认识也不是完全一致的，但共同的观点则是认为戴在李梦阳头上的这顶“中山狼”帽子应该摘掉，给他彻底平反。
这一宗纠缠了将近五个世纪的公案虽然和《中山狼》这个戏本身的客观价值不完全是一回事，但也不完全是两回事；搞清楚剧本中的“中山狼”有无影射？影射的是谁？被誉为“真状元”的康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等等，对于加深杂剧剧本的认识，当然是有益的。
（缪依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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