皆死于非命。”（见《上九江郑使君书》，《沈下贤文集》卷八）始将陈子昂之死同武三思联系起来，明代文学家胡震亨对此极表赞同，他说：“尝怪陈射供以拾遗归里，何至为县令所杀。后读沈亚之《上郑使君书》，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见《唐音癸签》卷二十五）王运熙也推测说：“像子昂这样持身正直坚决反对淫刑的人物，恐怕是早被武三思认作眼中钉的（前此子昂坐逆党下狱，可能即出于武三思这类人物的陷害），只是到这时才有机会假手段简致害罢了。”（见《陈子昂和他的作品》，附《陈子昂集》）这样看来，上有武三思主谋，下有段简直接加害，“果死狱中”，顺理成章，所以，近年来国内文学史教材皆沿此说。
其实，陈子昂的死因，并未诠解，武三思这个“大力人”毕竟在幕后，直接下手的段简，据《新唐书。来俊臣传》所记，“则简直一无气骨人”。岑仲勉曾在《陈子昂及其文集之事迹》一文中提出怀疑：“以武后、周、来之淫威，子昂未之惧，何独畏夫县令段简？……余由此推想：谓子昂家居时，如非有反抗武氏之计划，即必有诛讨武氏之文字，《别传》所谓‘附会文法’，匣剑帷灯，饶有深意。唯如是，斯简之敢于数舆曳就吏，子昂之何以惧，何以贿，均可释然。及不甚其逼，遂一死谢之，“（见《辅仁学志》第一、二合期）近年出版的《陈子昂诗注》一书中，有注者彭庆生所修年谱一篇，对岑仲勉的推想不以为然，他说：“岑氏所疑极是，唯推想子昂有反抗武氏之计划或文字，却未免凿空。依当日情势，倘子昂有此种计划或文字，段简必然上奏，断无权擅自处理，而《别传》亦不得言其’附会文法‘。”然而《学术月刊》1983年第2 期却发表葛晓音的文章，为岑仲勉的推想作了论证，认为“陈子昂集中《我府君有周居士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可能是他招祸的直接原因”，这篇碑文中的“青龙癸未，唐历云微”，“大运不齐，贤圣罔象”等语的”言外之意显然是说武后不应天命，并非圣君”，“犯了武后的大忌”，“段简抓住了这个把柄，以碑文附会律法，按大唐律法‘十恶’条中第‘六曰大不恭’，其中‘指斥乘舆’、‘无人臣之礼’都是死罪。不要说一个小小的拾遗，就是宰相也在劫难逃。”该文为《别传》所立“附会文法”一语作了铺陈，但亦属推测之言。即是依该文所论，对陈子昂的死因，仍有疑窦，诸如：陈子昂的招祸与武三思有无关系？是“果死狱中”，还是死于“舆曳就吏”之时？是“为县令所杀”，还是“不堪其逼，遂一死谢之”？
（魏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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