慷慨尽节，不少曲挠”，盖已不啻明言以智之死于自尽。
而方中履的“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殆非指病卒言；况且其所云“履兄弟亦惟止水相踵，自勉于是”，颇近于暗示其父之死系由自沉。余英时先生著作传到国内之后，冒怀辛先生又作《方以智死难事迹续考》，对方以智死于“自尽”的观点提出异议。该文首以“方以智思想论证方之死并非自杀”：在晚年，方以智之人生观固已超脱于生死上，既不贪生，亦不殉生，既不畏死，亦不求死，一息尚存，则随分自尽。而其“超脱生死之人生观非无意于用世，随分自尽之思想亦非消极于世间”。据此，“若以其遇难之际，必自杀以殉……揆诸其晚年思想实际，则似尚未能泮合允洽也”；次以“史料记载见方以智之死非自杀”：彭躬奄《与谢约斋书》云：“木公（方以智）病背发，卒于万安“，此书之尤为重要音是透露方以智之死为”病背发“；彭士望《树庐文钞。首山濯楼记》云：”怡然行素，不为恇，而卒以疽发于背，血肉崩溃，言笑从容，触暑载驰，终焉致命。“
至于方以智罹难之由，就史料的零星记载看，或曰“中奇祸”，或曰“粤难”，或曰“以事被累”，更是晦隐不明。故考证者的看法亦极分歧。冒怀辛引魏世效文《书木公册子》的“甲乙之际，东南变起，公（方以智）习静青原，而究未免谣诼，呜呼，其亦盛名之难居也夫”这一材料，暗示方以智之“粤难”与“东南之变”有联系。香港学者喆勇则引王夫之《搔首问》的有关记载，责方密之在粤时，人皆以通脱短之，谓此言“其国难当前，身居揆席，听歌豪赌，笑谑浪游，犹为贵公子故态，故疑其粤难之祸，根在于此”。
而香港的另一位学者饶宗颐则引曾青藜为《石濂上人诗序》的“吾闻灵澈以诗游京师，缁流造蜚语，激动中贵人，由是得罪。无可大师亦以文字几罹不测”这一记载，断方以智“祸难之起，当如曾青藜说由于文字贾祸，较为情实“。
（蒋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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