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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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2/2)
的控制松弛下来时,有关明史的书才再度出现。这时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至今仍然有用的编年体著作:夏燮(1799—1875?年)的《明通鉴》(约1870年,1.3.11)②和陈鹤(1757—1811年)的《明纪》(1871年,1.3.12)。随后在1887年,龙文彬(1821—1893年)的《明会要》出版。③它仿照961年的《唐会要》,收入有关明代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材料,选自正史和200多种其他资料,分15门,近500子目。

    一般来说,明史研究在清代遭受的挫折,其影响几乎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叶。只是在最近数十年,明史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才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引起应有的注意。

    ① 见本章,《导言:若干普遍趋势》。 ② 谢交敏(音):《徐霞客: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先驱》[214],载《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刊》,48(1958年),第73—82页。 ③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980—984页;沃尔特·富克斯:《朱思本的中国的“蒙古地图”和〈广舆图〉》[184](北京,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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