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赏赐，有时以升官的形式出之。①官宴上的菜肴和给予总裁、副总裁和纂修官等人的赏赐的数目均有严格规定。②
副本留作参考，对它的使用听命于皇帝、大学士和史官。它置放在内阁。为了保密，所有的草稿和初步的抄本均在太液池（紫禁城西边的一个人工湖）东边的椒园内销毁。销毁时参加纂修工作的全体官员都必须在场。③在纂修实录时，认为适于刊行的皇帝诏令被选出来，按题分类，另编成册，这就是皇帝的宝训。
实录原稿的保管是一件大事。1492年，大学士丘濬（1420—1495年）在一篇长篇奏议中建议——就所知，是第一次——实录应有一套新抄本保存在专门为保存实录而修建的建筑里。①他的建议没有实行。在过了40多年以后，皇帝才同意大学士张孚敬（1475—1539年）的一个类似的建议，下令抄写以前诸帝的实录。②像任命纂修班子那样任命了一个专门的班子负责抄写工作，也有监修、总裁等。同时，下令修建一座专门保存实录的建筑，正如丘濬原来所建议的那样。这座建筑于1534至1536年间建成，命名为皇史宬，通常将它译为帝国历史档案馆。
两年后抄写工作完成。新抄本在一个正式仪式上呈给皇帝，第二天当着皇帝的面在新的档案馆里封存。①这座建筑在清代为同样的目的服务，并在19世纪初彻底翻修。这座建筑真是名副其实的“石室金匮”。②它的厚墙是用坚固的砖头砌的，墙上只有很少的小窗口，原稿放在100多只金属箱子里。在20世纪30和40年代，这座建筑仍在那里，保持着它原来的样子。它座落在皇宫东南，南池子南段路东。③
纂修正史——官修史书的最终产品，是史官的另一个任务。元朝的正史是设在南京一座佛寺里的一个史馆纂修的。④1594年，开始了纂修到这年为止的明朝正史的工作。像修实录那样，任命了一个班子，以王锡爵（1534—1610年）和其他大学士为总裁，另外一些高官——大多数是翰林院以外的——为副总裁，和19个纂修官，多数是翰林院的修撰、编修或检讨。①但1597年宫中失火，烧毁了所有的草稿和资料，这项工作就搁置起来，显然再也没有恢复。②由于那时没有进行修实录的工作，实录的纂修未受到火灾的影响。
① 书名后括号中的三个数字，即（2.1.1）或（4.5.7）指傅吾康在其《明史资料介绍》[172]（吉隆坡和新加坡，1968年）中讨论到的著作的索引号。 ② 郑晓：《吾学编》[65]（1567年），11，第42叶。关于建文帝的死见本书第4章。本章引证的著作和与傅吾康书中条目的对照，《剑桥中国史》这一卷的书目中未列入。更多的书目信息，见傅吾康的《明史资料介绍》[172]。 ① 间野潜龙：《祝允明的史学》[369]，见《明代文化史研究》（京都，1979年），第211—241页；和陈学霖的祝允明传，见富路特和房兆楹编：《明人传记辞典》[191]（纽约和伦敦，1976年），第392—397页。又见克里斯琴·墨克：《祝允明（1461—1527年）和苏州的文化义务》[401]（安阿伯，1978年），第302—444页。关于《藏书》[317]，见本节下文及后《传记著述》。 ①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271]（华盛顿特区，1943—1944年），I，第145—146页。 ②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07—818页。 ③ 李贽：《藏书》[317]（1599年；1959年北京重印），两卷，第7页。《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页。下面是论李贽的两本重要新著——让·弗朗索瓦·比耶特：《李贽，被诅咒的哲学家（1527—1602年）：对明末中国官场社会学的贡献》[7]（日内瓦和巴黎，1979年）；陈学霖：《当代中国史评中的李贽》[22]（怀特普林，纽约州，1980年）。 ④ 奥托·弗兰克：《<资治通鉴>和<通鉴纲目>的本质、相互关系及资料价值》[168]，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4（1930年），第103—144页。 ①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811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1—354页。 ③ 埃蒂恩·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际行政》[5]（伦敦，1965年），第19页。又见朱莉娅·金：《<明儒学案>介绍》[88]，《远东》，23，2（1976年12月），第191—211页。 ①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14—316页。 ②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421—426页。 ③ 巴拉日：《传统中国的政治理论和实际行政》[5]，第31—32页。又见威拉德·彼得森：《顾炎武（1612—1682年）生平》[426]，《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8（1968年），第114—156页；和29（1969年），第201—247页。 ④ 《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531—1535页。 ⑤ 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356—357页、371—372页。 ⑥ 内藤：《支那史学史》[404]，第368—370页。 ⑦ 《清代名人传略》[271]，第355—356页。 ① 奥托·弗兰克：《中国历史编纂学的起源》[169]，载《普鲁士科学院会议会刊》[柏林]，哲学-历史部，23（1925年），第276—309页。 ② 《礼记》[313]，郑玄注本（2世纪；1936年上海重印），1，第5页；李雅各译：《礼记》[310]，见《东方的经典》，27（牛津，1885年），第2页。 ③ 威廉·洪：《公元708年前的唐史馆》[272]，《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年），第92—107页。 ④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年；台北1961—1966年重印），第338—339页。张廷玉等编：《明史》[41]（1736年；北京1974年重印），73，第1787页。 ⑤ 翟善编撰：《诸司职掌》[17]，（1380年；重印，《玄览堂丛书》，第43—50卷；重印，台北1981年），第19叶和第56—57叶；申时行编：《大明会典》[465]（1587年；台北1964年重印），2，第34叶（第79页），和10，第8—10叶（第196—197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40页。 ① 《大明会典》[465]，2，第34叶（第79页）；《明史》，73，第1787—1788页。 ② 《明史》[41]，73，第1788页。 ③ 《明史》[41]，70，第1695页。 ④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4.8.2）（清初；香港1965年重印），32，第1叶。 ⑤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第181页。关于明代的起居注，见今西春秋的有关文章：《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载《明代满蒙史研究》[496]，田村实造编（京都，1963年），第587—662页。 ⑥ 关于宋濂、魏观和詹同的传记及（或）介绍，分别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225—1231、698、43—44页。 ⑦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27，第412页。 ⑧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39，第2188页。 ① 见《大明会典》[465]，221，第7—9叶。 ② 奏议的日期是1575年4月7日。李焯然新近发现[见《焦竑之史学思想》[321]，《书目集刊》，15，4（台北，1982年），第42—43页，注51]，这篇奏议确是张四维（《明人传记辞典》[191]，第103—105页）起草的，并收入他的《条麓堂集》[38]（跋于1596年；东京1975年影印），8，第14—15叶，和陈子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7]（1638年；台北1964年重印），373，第1—5叶（见本章，《经世文》）。由于这篇奏议只作了小的修改就以张居正的名义呈给皇帝，后来的作者包括今天的作者在内，就把他的作者身分视为当然，并用他的文集《张文忠公全集》（晚明；重印，《国学基本丛书》，第309卷，台北，1968年）的原文，4，第53—56页。不十分全的原文，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35，第825—831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32，第25—29叶。此外，吴晗的《读史劄记》[594]（北京，1956年；1961年重印），第165—166页作了部分引证，今西的《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611—620页引证了全文，并附解释。《大明会典》[465]中的有关章节，见211，第7—8叶（第2040页）。 ③ 间野潜龙：《明实录研究》[370]，重印，《明代文化史研究》，见《东洋史研究丛刊》，31《东京，1971年），第1—134页。 ① 这是指内阁东诰敕房和西制敕房，两房指派中书舍人（贺凯：《明王朝政府组织》[265]，第31页，注4）。见沈德符：《两殿两房中书》，载《野获编》[468]（1619年；北京重印，1959、1980年），9，第247—248页；山本隆义：《明代内阁制度的建立与发展》[599]，《东方学》，21（1961年），第87—103页，特别是第95页。 ② 见司马迁：《史记》[477]（约纪元前90年；北京重印，1959年），130，第8叶；巴顿·沃森译：《中国伟大史家的记录：译自司马迁的<史记>》[559]（纽约，1961年），第50页。 ① 东阁也许指内阁的建筑，左右房也许指诰敕房和制敕房（见前，注46）。但这个推测不能证实。 ② 杨联陞：《中国官修史书的结构》[609]，见W.G.比斯利和E.G.普利布兰克编：《中国和日本的史家》（伦敦，1961年），第45页。 ③ 沈德符：《野获编》[468]（1619年；1869年重印），8，第25—26叶。 ④ 见令西：《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597—615页；陶元珍：《万历起居注》[502]，《文史杂志》，4，7—8（重庆，1944年），第54—56页。 ① 关于纂修“日历”的唯一详细的记述，是黄佐写于1560至1566年间的《翰林记》[258]（6.2.7），第13章：《修日历宝训》（重印，《丛书集成简编》，台北，1965—1966年），第159—160页。《明实录·太祖实录》[380]，仅第1507页提及纂修的敕命，日期是洪武6年九月四日（1373年9月20日），和第1573页提及完成的敕命，日期是洪武7年五日一日（1374年6月11日）。又见宋濂：《大明日历序》[489]，载《明文在》，薛熙编（1889年；台北重印，1968年），第353—354页。 ② 《大明会典》[465]，221，第3—4叶（第29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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