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他发现我对圣经很有心得之后，就邀我到他们设在台北中山北路的函授学校当教师。这是一个远离证件、核薪、开除、革职等坏消息的好机会，而且他们的待遇很好，每月美金三十元，折合新台币一百二十元，而中学教员每月才新台币七十元。
当暑假开始的时候，我离开草屯，到了台北，立刻去函授学校上班。第二年，我和永培结婚，后来生了两个男孩，大儿子城城，小儿子垣垣。我们曾经过了三四年的平静日子，永培朴实、勤俭，是一个可敬的女性，可是两个人的性格发生严重冲突，我第一次证实性格决定命运的真理，这是一个错误的婚姻。
函授学校对我的帮助很大。我本来就喜欢读圣经，圣经事实上是犹太人的古代史，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十分引人入胜；而批改学生作业和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都需要充分的圣经知识。我发现，对一个东方人而言，如果不了解圣经，简直无法了解西方，圣经是西方文明的基础。
不过，函授学校不是一个久居之地，归根结底，那里不能避免种族歧视，不但如此，还有严重的阶级存在。这是我第一次和外国人共事，特别敏感，而且愈来愈觉得不对劲，譬如：外省人（mainland）每人每月美金三十元，本省人（local）每人每月只有二十五元，美国人则又是另外一种更高的待遇。这种措施使我对基本上的教会精神，感到怀疑。最后，终于再一次闯下大祸，被赶出大门。
那是不久以后的事，一九五三年元旦，校长司派克（Spark）先生宣布：“本校没有任何假期，照常上班。”而当时政府规定，元旦是“开国”ˇ纪念日，放假三天。中国籍职员都敢怒不敢言，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向外国人表示异议。当他们建议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向校长反映时，两位老先生都微笑摇头，不作任何答复。我并不比别人更为勇敢，但我注意到，当七月四日美国国庆时，美国人都不上班，只有中国人上班。而当十月十日“双十节”时，美国人也不上班，中国人还是照样上班。再加上这次元旦事件，中国教师没有一个人敢提出抗议，我决定用我的方法表达出来，表面上看来只是反抗美国人种族歧视，其实，我更愤怒这些中国人的畏怯和奴性。
元月一日、二日、三日，一连三天，我像幽魂一样，在台北大街小巷逛来逛去，准备接受即将来临的风暴，其中，也一度懊恼地警告自己：“你这算干什么？刚吃了三天饱饭，就竟然向外国人挑战！”
元月四日，我假装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似的，走进办公室，依照平常规矩，悄悄坐在座位上。正庆幸一切平安，心里想顶多扣三天薪水罢了，司派克先生已呼唤我的名字，让我到他的办公室去。他语气温和但态度坚定地问：
“你一连三天没有上班，是吗？”
“是的。”
“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这三天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
“但是我宣布过，我们不放假。”
“我认为我们应该放假，因为这是我们的纪念日。”
“基督徒是无国界的，你不适合这里的工作，会计室已经给你结好账了，请你离开。”
“我接受，但是，明天早上的早祷，我是不是可以来主持，作为最后的告别式？”
这是我临时被逼出来的反击诡计，司派克先生当然不知道，所以他立刻答应。
在基督教团体，每天入座办公以前，全体职员都要聚集在一起，由一位年高德劭的兄弟姐妹主持，例行地做一个简短的早祷，然后各回岗位工作。
第二天一早，我提前十分钟赶到归主协会（一分钟都不敢迟到，迟到便失去机会），大家团团坐定。我简单说几句跟大家道别的话，然后开始祷告，我大声说：
“主啊！天上的父！感谢、赞美你赐给我们今天团聚的机会，从明天开始，我就要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侍奉你。我已经被开除，只因为元旦是我们的‘开国’ˇ纪念日。主啊！我相信你会允许你的子民庆祝。我们千辛万苦，颠沛流离，逃亡到台湾，深知我们的处境既危险又衰弱，在世界万邦之中，微不足道，可是我们总算有个家。……”
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听到大家的抽噎，我自己也被自己的哀伤感动，泣不成声。一时大家自悲身世，哭成一团。
这个早祷的地方，恰恰位于会长郝益民先生房间的门口，跟校长室只隔一个窗子。因为会长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而且是河南开封话），所以我的祷告，字字句句，他都听得清楚。早祷结束之后，会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立刻教我复职，并且给我两个星期的假期休息。我受宠若惊，但我不愿把我的悲愤变成威胁，只要传送出去就够了。当我走出校门时，校长的秘书兼翻译追上来，告诉我说：
“基督教是无国界的，你不要太坚持！”
“没有国界吗？”我瞪着他说，“看看摩西怎么出埃及的。”
就这样，我离开了青年归主协会。基督教给我的裨益太多，所以虽然离开时并不愉快，但我对这个协会和这位会长，一直心怀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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