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她转，又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比我们这群孩子其实也不过大三四岁，我有时候作成人状，仿佛大人的口气，不叫她五姐，直接叫她的名字少，她也顺口答应，我就高兴得不得了，可是也仅止高兴而已。那位都市小姐根本就没有把乡下小萝卜头看在眼里，有事的时候就差遣我们跑腿办事，没有事的时候，想跟她多说一句话，她都不理。其实，即使叫我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而现在，我到了开封，而且读的是“世界第一名校”——高中（全世界人都应该知道它是开封高中），气势非凡，勇气大增，自信心也大增。虽然那时候，高中学生还没有听说有谁在谈恋爱，但是我自认为有顶尖的资格去交女朋友。那时候的恋爱，都发生在表亲之间，一旦双方面关系是表兄妹，那简直是天造地设，铁定的一对，非恋爱不可，这由一九一○至一九二○年代，民国初年畅销的小说书上，描写的都是表兄妹恋情，可以得到证明。在这种情况下，我束手无策。我已经不想成为篮球健将了，而急于成为网球健将——进入开封高中后，我才学习了几天打网球。因为我在练习打网球时，能把网球打到墙外，我必须从门口飞奔出去，到马路上拣球，常使那些路过墙下正在读师范的女学生，叽叽喳喳地捂着嘴笑，这时候我就大为得意。
有一天，我在拣球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一个书包上的名字：何玉倩。那个书包的主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学生？是胖？是瘦？是高？是矮？统统不知道，而只知道她的名字。回到学校，就在脑筋里构思，怎么样写一封信给她。
过了好几天难挨的日子，信终于写出来了，密密麻麻五张信纸，这是我平生第一封情书，可惜已不记得详细的内容。但只是坚信这篇文章如果正式地写在作文簿上，老师一定会批一个“甲上”。反正是，小心翼翼地贴上邮票，投入邮筒。从此，天天到学校信箱那里观望。为了避免同学对我的行动起疑，我就宣称并不是来看信的，因之也不在乎有没有信。这真是一段难熬的日子，上课几乎全听不进去（其实没有这封信，也听不进去），只好逃课去打网球，没有对手的时候，就一个人面对着墙打。有一天，那一个伟大的日子终于到来，像当初看榜时候一样，从一排信中忽然发现我的名字。我跳上去把它拿下来，不错，是我的名字，而且字迹写得那么秀丽，信封又是开封女子师范学校。我的心几乎跳出胸腔，我想：我的心脏病的病根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种下的！
不过，奇怪的是，信竟然没有封口，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的大意是：
“你年纪轻轻，不用功读书，却给女生写信，我们已把它公布到我们学校布告栏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
这是一个无情打击，对一个十八岁的青年来说，更羞愧难当——尤其是把我的信公布在女子学校的布告栏里。我完全被打败了，当场把信揉成一团，塞在口袋里，坐在一个墙角，很久很久都站不起来。我不仅后悔写这封信，而且还非常害怕公布在“女师”墙上那封自己写的信流落出校门，落到父亲之手，或落在开封高中同学之手。同时我也非常痛恨这一位叫何玉倩的女生，竟用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手段，而只不过为了炫耀她自己曾经被男生追过。
这件事终于悄悄消失，我也渐渐地恢复正常，但不会忘记这次打击。这使我一辈子坚持一项做人的原则：绝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因为我曾受其害。
不管怎么说，这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就这么灰头土脸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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