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下。我说，可她至少也该换换衣服，穿件好点儿的衣服去见那些先生。她终于同意了，踏上了漫漫的回家之路。骑马的人已经到了我们身边，他们骑在马上打听着我妹妹的去向。她现在不在这里，回答小心谨慎，不过呆会儿就来。回答被漫不经心地录了下来。最重要的好像是他们找到了我。主要是两位先生，法官是个活泼的年轻人，他的助手沉默寡言，被称作阿斯曼。他们要我到农舍里去。在诸位先生锐利的目光的注视下，我摇头晃脑，手指拨弄着裤背带，慢慢地挪着脚步。我还以为，只要一句话就足以使我这个城里人摆脱这帮乡巴佬，甚至还是很光彩地摆脱他们。可当我迈过农舍的门槛时，跳到前面等着我的法官说：“我为这人感到惋惜。”毫无疑问，他这话指的不是我现在的处境，而是我以后的命运。这屋子看上去是个农舍，可更像一间牢房。大石板铺的地面，光线昏暗，光秃秃的墙壁，墙上有个地方嵌着一个铁环，屋当中放着那既当木板床又作手术台的东西。
除了这监牢的空气，我还能闻出别的空气吗？这是个大问题，说得更确切点，如果还有望获释，这问题就来了。
（周新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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