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彰显国家利益核心（5）
然而由于对西方国家国情与近代工业化缺乏起码的了解，当时的中国人不可能有那么宽广的眼界与心胸来了解与接受这些新的技术、新的成果。这种局限性，只能导致曾国藩朝着反对的路子走下去，而看不到它们的优越性、先进性，看不到其中的发展机会。曾国藩认为：
大抵洋人之在泰西，数百年互相吞并，无非夺彼国商民之利，然后此国可以得志。其来中国也，广设埔头，贩运百货，亦欲逞彼朘削之诡谋，隘我商民之生计。
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成果，成为西方国家剥削中国人的手段，直接导致中国小农经济的破产。对于这种现象曾国藩还是看得很清楚的，作为一个以爱民为第一要义的领导者，对这些成果的反对就非常正常了。
为了破坏洋人的剥削，曾国藩认为中国领导者必须坚决与之争斗。他说：
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宜示以豁达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吐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
就小民生计与之切实理论，自有颠扑不破之道。若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中国之王公大臣为中国之百姓请命，不患无词置辩，甚至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仪而开衅。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对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
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竭力相争，不设抵制之词，不用严峻之语，但以婉言求之，诚意动之，始终不可移易，使彼知恤民以保帮，乃千古帝王之常经，亦我朝列圣之家法。在今日，中国多事，洋人方张，我不能因曲询和议而不顾内地生民之困，即异日中国全盛，洋人衰弱，我亦但求保我黎民而别无耀兵海外之心。
这是曾国藩写给奕?的一封信中所写的内容。我认为这是一封非常重要的信，集中表达了曾国藩外交领导力中“与民请命”的思想内容。丘吉尔曾经说过，一个人如果在二十岁的时候不激愤、不冲动，那就不是年轻人；三十岁不稳重、不老练就不是成年人。丘吉尔这里所说的，主要是一个人领导经验成熟的过程，即在年轻时候容易冲动，随着年龄的增大，心理的成熟，领导者会变得稳重，然而在上述曾国藩的信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他在谈到牵涉到百姓生计问题上时的激动、愤慨、不平。其态度之坚决、语气之坚定、措辞之严厉、情绪之冲动跃然纸上。我们甚至怀疑，这不是一个五十多岁的封疆大吏所说的话。在这封信里，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值得研究。
第一，对待洋人的态度。曾国藩认为办理外交，对那些可以答应、可以做的事情，一定要豁达大度，当机立断，不含糊其辞，闪闪烁烁，以免造成不必要的事端；对那些不能做的事情，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立场，百折不回，斗争到底。哪怕因此而决裂，而动兵，也不要害怕。这个思想是曾国藩外交领导力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外交立场与态度，以及他的骨子中所具有的强硬东西。
第二，注意与民请命的方式方法。层次上，可以看出有三个：朝廷、王公大臣等与外国人进行力争，力争不果，将责任推给地方督抚，由地方督抚给争回来；退一万步讲，即使争不回，那么中国亿万百姓也不会答应，“中国亿万小民，穷极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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