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梁山，而心无芥蒂，根本的原因也是真诚无猜。对于真诚的重要作用，曾国藩看得很清楚。他认为：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衮州，唐之晋阳，皆先据世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址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汩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自古以来，成就大事的英雄、有道德有学问的君子、兴旺发达的家庭，都要依靠“诚”来支持。在这里，曾国藩阐述了与“诚”相提并论的“宏大”的重要性。宏大是指做事的规模、气魄、理想、志向、心胸等。宏大与诚的关系上，诚是第一位的，是实现宏大目标的基础。气量狭窄的领导者是很难干成大事业的，即使他们处于可以干成宏大事业的位置，拥有巨大的、恢宏的基业，最后也会因为自己的狭隘、短浅而失去可依之势。究其原因，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他们的狭窄心胸的深层缺乏“诚”的基础。太平天国立业之初，气势恢宏，规模宏大；一入南京，制度性的欺骗，导致天王与诸王之间不睦，王与王之间争宠斗权，财富、享乐集中于上层，过去追随、支持他们的百姓转而支持官军，最后失势失利走向败亡。而曾国藩则正好相反，他以一个诚字凝聚军心、士心、民心，逐渐得势得利，扭转时局，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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