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最后给自己选择了闭门译述的事业。傅雷是一个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能违背自己的心灵，他同样不能违反自己的逻辑，不能忍受自己的思想被霸占，更不能让自己的灵魂被否定，所以他选择了死。1966年9月3日凌晨，为人坦荡、禀性刚毅的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饮愤弃世，悲壮地走完了本不该走完的一生。傅雷的谢幕是那么悄然无声，又是那么震撼人心。他说：“我素来对死看得极淡，只有鞠躬尽瘁，活一天就做一天的工作，只到有一天，死神来叫我放下笔的时候才休息。”人们曾对傅雷夫妇是否应该双双自尽争论不休。有的说虽然悲壮但不值得，有的说只要悲壮就值得。傅雷是一位博爱人类、渴望和平的学者，“他的理想是接近贝多芬与罗曼·罗兰的，就是顽强地追求人类的爱，设想爱最终能化解仇恨使人们走到一起。”但有些人“会编、会写、会添油加醋、会偷换概念、会混淆视听、会欲擒故纵”的本领。傅雷认为这些“不是个人的胆识，是人类的堕落”，他不希望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人类相爱的理想”，在这一代青年身上破灭，而且将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幻梦。傅雷是一个悲剧吗？我不知道。所有的人好像都不知道。余华说：我现在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话———写作有益于身心健康，因为我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完整起来。写作使我拥有了两个人生，现实的和虚构的，它们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当一个强大起来时，另一个必然会衰落下去。于是，当我现实的人生越来越贫乏之时，我虚构的人生已经异常丰富了。某日，当我读到这段话语时，十分吃惊地发现，傅雷的两个人生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地展开了，内心和现实同时折磨着他。躲避有时候就是逃跑。傅雷躲避了残酷的现实，却最终没有挽回内心的冲撞。这是知识分子最后的良知所引发的极限行为，悲剧在他的内心发生了。我当然相信，这一切绝对不是傅雷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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