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层经济智囊

    1978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文化大革命”的终结，许多跟杨小凯一样的人迎来了曙光。

    杨小凯刑满释放，但是压在他身上的那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解除。在当时，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个有政治“污点”的刑满释放人员，杨小凯只好在湖南大学数学系做了一名旁听生，与父亲住在一起。

    这个时候的杨小凯重新定位了自己的未来，他抛弃了与苦难相联系的“杨曦光”这个名字，重新启用“杨小凯”这一儿时的乳名。不久，杨小凯得到了他出狱后的第一份工作，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了一名校对工人。

    3．踏上经济学研究的旅途

    恢复高考让杨小凯燃起了新的希望。

    1979年，杨小凯报考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硕士研究生，却因为政治上的问题尚未澄清而没有通过政审，最终与考试无缘。

    次年，他再次报考。这次在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教授的帮助下，杨小凯参加了数量经济学的考试，最终凭借自己在监狱中的刻苦自学和出狱后不间断的知识提炼，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正式踏上了经济学研究之路。

    在社科院，杨小凯边工作边系统地学习经济学的各种基础理论，准备厚积薄发。当慢慢整理好了自己脑海中的知识碎片后，杨小凯逐渐产生了对经济学的独特理解。1982年，杨小凯被聘为武汉大学的经济学系讲师，主讲数理经济学和经济控制理论的课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教学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教材的极度匮乏，由于长期对西方经济学的封杀，教学中使用的大都是苏式的以宣传说教为主的政治经济教材。

    杨小凯为了教学的方便，除了翻译一些国外经济教材外，还自己编写了两部教材——《经济控制理论》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书中不仅介绍了经济学的一些基础原理，还建立了一些计量经济学的模型。

    这些教材后来成为许多人了解西方经济学的窗口，还引起了当时访问武汉大学的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至庄的注意。在邹至庄的帮助下，1983年，杨小凯被录取为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纵观中国的文化历史，管鲍之交、萧何追韩信等，从来都不乏举贤荐能的侠义之辈，有些甚至因此惹祸上身，但是这个传统却一直延续至今。

    当杨小凯的出国手续因为“政审”卡壳之时，邹至庄再次伸出援手，给相关人员写信求助，时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 同样是一位极具道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他看到信后批准了杨小凯的出国申请。几经周折，杨小凯终于在1983年来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